杨早：1973年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2005年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清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民国了》《说史记》等，编有《话题》系列书籍。
2023年7月5日，杨早在北京一家富顺盐帮菜小馆。(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不内耗的人都在偷偷“city walk(城市漫游)”;爆款“city walk”路线……最近，打开社交媒体，许多用户都会迎面撞上类似的标题，䁖一眼，满腹狐疑：“不就是遛弯儿、压马路、散步吗?有什么新鲜的。”仔细瞧瞧，“好像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儿东西。”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根据一条15万点赞、1万多留言的讲解视频，“city walk”直译为“城市漫游”，既可以指在专业人士的带领下有主题、有计划地行走在城市的某条路线上;也可以指漫无目的地在城市中漫游、闲逛，主打一个慢、闲、松弛的氛围感。
按这个意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早算得上“city walk”骨灰级玩家。小学便无师自通，在老家四川富顺一个人漫无目的地瞎走，走过录像厅、书摊、凉水铺，家门口的一条长街成了美食和阅读的启蒙地;长大到广州中山大学读书、做报社记者，又深度体验了羊城的重商氛围;后负笈北京，在北大师从陈平原，博士论文做城市研究。慢慢地，漫游成了习惯，又和专业、写作牵连日深，到了今年3月，他转头咂摸起幼时吃过的豆花蘸水、翻一翻民国旧报、理一理书评约稿，记忆一股脑倒出来，《城史记》就成了。里面有小城富顺的吃食，首都身份之外的北京，西安的明月，南京的烟雨，高邮的水……
“这些年走下来，看到城市越来越庞大，但学界的城市研究我一直不太满意，做城市研究，文学的是文学，建筑的是建筑，历史的是历史，互相不挨着。我希望能够把城市、文化、历史打通。”坐在北京一家富顺盐帮菜小馆，杨早熟稔地点上几道家常菜，讲起了自己这些年走过的地方、吃过的美食、见过的人和事，谈话间带出一座座城市鲜明迥异的气质氛围，像刚上桌的菜，还冒着热气。
识城如识人
北周天和二年(公元567年)，蜀地江阳县划出以“富世盐井”为中心的地区，设立富世县，历经唐宋两代，改为富顺。鼎盛时期，富顺独占川盐课税的1/5，如今的“盐都”自贡还是后话，以至于富顺被划入自贡后，许多富顺人在外行走时，仍坚持说富顺来的，而不是自贡人。
杨早便是一例，“我是富顺县城长大的孩子”，在此度过了8年童年时光。因此，《城史记》一书自然地以富顺开篇，带出成长路上的另外两个地方——成都和广州，以及其后工作、寻访过的大大小小7座城市。
2023年5月，《城史记》出版
“将吃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和小时的成长环境分不开。”书的第一页，杨早就暴露出自己的“吃货”本性。不必说街边的冰粉、凉糕、水煮肉片，一碟富顺豆花蘸水，足以勾起思乡之情。黄豆现推的豆花，如雪如玉，堆在一汪鹅黄的卤汤中，配上一碟紫红辣椒和翠绿葱花调配的蘸水，再加两碗“帽儿头”(两碗饭扣在一起)，直吃得人满头大汗，口舌生津。
冰粉
在富顺，素有豆花饭，荤有炒茄猫儿。青蛙肉用红椒丝、姜丝，急火爆炒，浇上一勺明油，一筷子下肚，“差点把舌头吞下去”。
这里婚宴丧火吃席也很讲究，六碟凉菜、三道热菜、一道汤、一道甜点，再三道热菜、一道汤、一道甜点，可以循环好几轮。幼年杨早年纪虽小，每到吃席却是最霸道的一个，盯着面前的菜猛吃，搞得别人无法下筷，令带他的大人叫苦不迭。
初三那年转学成都，他开始探索校门口那条长顺中街。观察面店伙计下面的手法，他得出结论，“这伙计捞面的时候，给女生的比给男生的多”;长街中段的锅盔摊，白面锅盔、肉锅盔、酥油锅盔都不放在眼里，他只爱烘热的红糖锅盔;最后走到街尾的茶馆，看大人吵吵嚷嚷地下围棋，要上课了才撒腿往回跑。记忆如此美好，难怪面对如今游人如织的“网红城市”成都，他心情复杂：“我眷恋当年的安闲与从容，实在怕看今日的浮华与躁乱。”
红糖锅盔
讲到广州，首先提到的还是吃。1981年6月底，杨早的父亲从广州回来，给家里带回台黑白电视机。当晚，他一边兴奋地看着电视，一边拆着父亲送的礼物。“细长的金属罐子，天气很热，摸上去多少有点凉意，头上有个拉环，一使劲，开了!喝了一口，妈呀!这是什么美味啊!清甜……满口的甜!”原来是罐装甘蔗汁。
1991年他考上中山大学，广州没了甜味，更多的是“拉扯”。同学们在重商氛围的浸染下，有在外兼职的，有炒股的，还有卖床垫的。刚到学校，读中文系的他也曾立志学些“实用技能”，后来却一头扎在哲学系的讲座里出不来，听的都是李泽厚、朱学勤、陈鼓应……“我觉得我是在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成长的。”杨早说，老广们的务实让他“目光时时瞄着外面的世界”，而师长的教诲，给了他“爱智”的方向和动力。以至于参加工作后，记者当了3年，仍不忘“纯粹的学术氛围”，毅然辞职北上，求学燕园。
“成长、求学的地方，你很熟悉，就会有很多直观印象和情感印记。”他说，“除此之外，我更关注的是一座城市被遮蔽的一面，那些最显赫的文旅符号都是刻板的印象。识城如识人，要看到背面、侧面，才能看得更立体。”“比如北京，它不是一个城市，是两个城市，它是一个叫‘北京’的城市，上面叠加了一个首都，浮在市民生活之上。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北漂’会感到北京有‘疏离感’的原因。”
讲高邮，避开咸鸭蛋，杨早走在旧城外京杭大运河的堤坝上，发现“水”让这个城市平和中富有变动;去南京，了解六朝更迭的历史之外，他借用《儒林外史》《陶庵梦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重现秦淮河畔的烟水气;在西安，他见月亮升上来，想到李白写下“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后郁郁不得志的心境……“阅读城市该是一个比生命更漫长的过程，重点是对城市的好奇，对世间无数独异生活的兴趣，是否一直在你的血液里。”杨早说。
杨早籍贯高邮，京杭大运河流经这里
“吃什么”与“想什么”
《环球人物》：最近“城市漫游”火了，在社交媒体上有许多笔记攻略，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早：前段时间我们还在聊，当时有人问这是不是就是穷游，我说当然是穷游，本来也不用花钱。除了省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过去3年我们走不到远处，现在可以了，那我怎么都要走，哪怕走不出城市，我就在城市内部走。用脚步去丈量这个城市是向外看，人的精神领域就会扩大，自我定位感会变得不一样，生活的丰富性就会增加。
普通人没有那么强的认知，城市研究者一开始就会想到理论上的勾连，所以在我看来，城市漫游反映的是一种正在推动中的新型的人和城市的关系。当你沿着某条马路步行时，人和城市、历史就在进行对话和互动。
鲁迅星期天也爱在城市里遛弯，在北京的时候，他会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包子会友，或者去琉璃厂淘书，在上海的时候转到青莲阁饮茗。他去哪儿都能碰到朋友，有朋友的城市就是一个好的居住社群。
《环球人物》：您曾说自己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爱去当地的菜市场、大排档，吸引您的是什么?
杨早：汪曾祺爱说“吃什么”与“想什么”，二者是互通的。食物可以披露一个人的很多信息。所以我到一个城市，特别喜欢看它菜市场里面卖什么，价格如何，那些买菜的和卖菜的人之间互相的关系如何，他们会挑什么，怎么挑。到当地人常吃的饭馆去，是跟当地人打成一片的过程。看他们吃什么你就点什么，从口味里面就能体会到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吃完饭，一个打包的动作也能看出人们的性格。扬州人非常热爱打包，比如说6点开始吃饭，到了8点钟就会有人张罗说，这个菜别吃了，我要打包。他们拎着十几个饭盒在街上晃，会觉得有面子。到东北就不一样，他们不爱打包，认为那样会显得很抠搜。
《环球人物》：除了吃，阅读也贯穿您的工作和生活，您的阅读经过了哪些阶段?
杨早：我总说阅读是一个闭环：阅读—思考—表达—写作，对象可以是书籍、影视、人、城市，等等。2005年做《话题》系列其实也是一种表达，当时是几位同事一起讨论，说很难看到历史上的人物对当时热点事件的评论，后人看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施爱东就提议，编本书来告诉后人我们对热点的评论。说干就干，我们邀请了许多作者，专评当年的社会文化热点，一做十年，现在想想很感慨。2011年，我又和朋友邱小石、绿茶创办了“阅读邻居”读书会，还是想要大家坐在一起读一本书、聊一个话题。自始至终我的阅读理念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从来不觉得书有价值等级。你可以说这本书不好，但你不能说这一类书不好。我小时候选择少，有什么就读什么。在书摊边站着看盗版的金庸武侠小说，《丁丁历险记》《鼹鼠的故事》，还看我奶奶的《大众医学》、爷爷的《邓演达文集》。我最近看很多网络小说，穿越文、修仙文、种田文……所有文本都有它的好处，通俗小说文本恰恰最能直接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心态和情绪，这个反而是雅文学很难做到的。
“走读成都”活动中，杨早(中)与读友们在华西坝边走边聊
城市是人的第二层皮肤
《环球人物》：城市在何时成为您的兴趣所在?
杨早：我记得在离开广州，准备去北京读研的时候，脑袋里就在构思一篇小说，叫做“城市与爱情”，因为我发现城市跟爱情有对应关系，在不同的城市，爱情会有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当时我有个同学在深圳，当时深圳的男女比例是1:6，但他还是没交上女朋友，因为没钱。他就觉得深圳人的爱情太务实。前年有部电影《爱情神话》，讲上海的爱情，又和深圳的不一样。我对城市好像有天然的敏感，可能因为我小时候总是转学，去的地方比较多，更容易察觉到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性。
《环球人物》：在《城史记》中，您提出“城市传记作家”的概念，有什么内涵?
杨早：有些作家其实他不太愿意写城市，不太愿意写自己的故乡，写了的人又会被认为是“乡土作家”，这个概念其实是需要辨析的，并不是只要写故乡或者城市里的人和事，就是城市作家，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从作品背后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性格、气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城市文化地图里的位置，这是很重要的。
沈从文、汪曾祺、萧红，包括鲁迅也好，他们是我认为的比较典型的城市作家，他们的创作会从宏观上把握一座城市，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我虽然是富顺生、富顺长，但我的籍贯是江苏高邮。我第四次回高邮的时候，去找汪曾祺笔下的老街、店铺，我突然醒觉，他小说里的车匠、锡匠、卖卤味的小贩、米店、糖坊等各种人和事都出现在他上学的那条路上，两公里的路，他写了一辈子。
《环球人物》：作家也好，研究者也好，甚至普通人也好，关注城市的意义何在?
杨早：我最近意识到，城市其实是人的第二层皮肤。我们住在城市里面，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但是我们都跟城市很隔膜。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你的居所本应该跟你有着非常强的联系，但现代都市里的人常常把它忽略掉了。
不要总想着，我只是个过客，我只是在这里待着，我只是工作，这是在把环境“工具化”。你是寄居在城市里的人，如果城市与你的身体之间、情感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交互的话，人是漂浮的，你会觉得没有根。我们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其实跟人和人之间一样，稍纵即逝，如果你不抓紧一个时刻跟它建立起联系，很可能就此擦肩而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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