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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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不文明养犬的问题再一次引发舆论关注。
在上海某公园，因为大狗追逐孩子，6岁的孩子提醒了狗主人一句“叔叔你看这上面写的，宠物不许入内”，结果狗主人不但不改，反而将小孩儿打成脑震荡。
北京一小区内一对男女遛狗时没拴绳，险些导致一名儿童被小狗追到咬伤，随后遛狗女子抱起狗就要走，孩子家长上前追问养犬者为何不道歉时，不仅遭到养犬男子竖起中指辱骂，还被养犬女子讽刺“被咬了就是活该”。
与此同时，重庆市在本月推出了严格的养犬规定，携犬出户不系犬绳或者不佩戴犬牌，所系犬绳长度超过1.5米等不文明行为，由公安机关处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再往远了说，郑州曾有一个社区直接下令，全小区禁止养犬，引发讨论。
可见，有关不文明养犬的争议，一直是我国舆论场上的重要话题。
当然了，讨论归讨论，总有人不知道说什么好，直接将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素质低”，还扬言“外国狗为什么不乱叫？遛狗怎么都知道栓绳？”。
这就是胡说八道了。
确实，如今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对于城市饲养犬只都有严格的规定和执行，饲主申请狗证之前，必须与犬只一同进行3到6个月的培训，限制吠叫，狗链控制，粪便清理都是训练内容。而在饲养过程中，一旦有不文明养犬的行为，惩罚的及时性也能得到保证。当然很少出现不文明养犬的行为。
可众所周知，我国在过去三十年内经历了速度奇快的城市化，城市建成区面积急剧扩大，建成区居民人口暴增，许多小区被称为“农转非社区”或“回迁社区”。
这些社区的居民可能前几天还是农民，突然变成了城市人，但他生活习惯的改变不可能像盖房子那么快。试想，农村有相对广阔的生活空间，以及更和谐的人与动物相处模式，在那个环境下，放养犬只不但是传统，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现在的很多不文明养犬行为，更多的是当农民进入城市生活时，将旧时自己的习惯带进了城市。楼房社区不同于农村宅基地，生活空间缩减，邻居们也对你家犬只并不熟悉，这种情况下，若是不控制犬只的吠叫，遛狗不拴狗链，粪便不及时清理，当然会造成巨大的麻烦与隐患。
说白了，这就是个城市化的附带损失。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国外城市化的快速扩张阶段，不文明养犬一样是个严重问题，甚至闹出“疯狗恐慌”，人人谈狗色变，呜呼哀哉。
19世纪下半叶的纽约，正在经历经济的野蛮生长与城市的无序扩张。大量移民从爱尔兰、德意志、意大利的农村来到这座正在成长的巨兽城市，也有许多美国本地的农民进城寻找工作机会，城市的街道覆盖至整个曼哈顿。
移民与本地人、移民与黑人，乃至移民与移民之间，都存在激烈的竞争与冲突，整个纽约处于一种沸反盈天的状态，令城市管理者焦头烂额，大部分不那么重要的事情通通被搁置。不过，有一个问题让他们无法忽视，那就是狗实在是太多了，狂犬病也实在是太吓人了。
在当时的纽约，无论是家养的狗还是流浪的狗，都在整个城市自由而混乱地走来走去。
据记载，当时美国的进城农民把纽约市中心搞得“生机盎然”，大部分人都会在公寓搞养殖，鸡鸭鹅一应俱全，都是走地的，绝对不搞笼养。相比之下，什么林下养殖走地鸡根本弱爆了，曼哈顿楼下养殖走地鸡！这要是放在今天，得卖多少钱！
大家都是这样的生活习惯，你指望他们会给狗栓链？别逗了。
1874年夏天，《纽约先驱报》的一名记者生动地描述了在曼哈顿下城中心夜间散步，3小时内就遇到200多只狗的经历。没有一条是拴着的。
对于19世纪的纽约人来说，狗远非人类最好的朋友，而是代表着滋扰和恐惧。除了不守规矩和犬科动物的好斗天性之外，“疯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也是如此。它们追逐人群、旁观者争先恐后地仓促撤退，这足以证明它们有能力煽动恐惧和混乱。
纽约市的条子们发现了这一点，开始培养警犬驱散示威人群的能力。
但大部分人类的脑回路和条子不同，他们感受到的只有威胁。
狂犬病就是其中一个恐惧，虽然这种疾病在当时的纽约其实并不算是真正的大杀手。刚刚说了，纽约当时是一个人畜共生的环境，而19世纪末的医学虽然已经得到了发展，但那是病理学的进步，治疗手段却还非常匮乏，说简单点就是，医生可以告诉你得了什么病，但对不起，他也不知道这病该怎么治。
于是，当时的纽约就好像2020年的纽约一样，是一个病毒的巨大培养皿，伤寒、白喉、肺结核和其他传染病每年夺去这座城市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而狂犬病相比之下属于小儿科了，最严重的狂犬病疫情年，也就只有十几例狂犬病死亡病例。
但狂犬病又实在太吓人了，它极端、可怕的症状和必死无疑的名声，使狂犬病在人类的想象中具有特别可怕和邪恶的地位。
以至于在19世纪末，纽约州卫生委员会和大部分死因法庭都将狂犬病死亡归为“横死”，这一类别还包括溺水、铁路事故和自杀造成的死亡。
美国著名文学家爱伦·坡就死于狂犬病。在向青梅竹马求婚后，爱伦·坡乘坐火车离开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前往纽约市。六天后，他被发现躺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瑞安酒吧外的街道上。
人们认为这位终生酗酒的人患有谵妄震颤，但当给他酒精时，他拒绝了，当给他水时，他吞咽起来非常困难。爱伦·坡的医生约瑟夫·莫兰博士写道，爱伦·坡时而陷入昏迷，时而清醒，出现幻觉，时而处于极度攻击性的时期，时而处于完全清醒的时期。他最终陷入昏迷，四天后去世。这些是狂犬病的典型症状。
终于，在1885年10月，法国著名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激动人心地宣布，他的实验室已开发出一种高效程序，可以为被动物咬伤的受害者接种狂犬病疫苗，这预示着狂犬病对人类生命的威胁最终可能会结束。
1886年，美国巴斯德研究所宣布，为人们接种狂犬病疫苗。1890年，纽约巴斯德研究所的成功开业使狂犬病疫苗接种在美国获得了永久的立足点，纽约市卫生部随后取代了该研究所，开始为忧心忡忡的动物咬伤受害者接种疫苗。
然而，疫苗并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
就在狂犬疫苗开始普及之后的1907年，纽约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狂犬病疫情，28人被夺去生命。
美国人开始意识到，狂犬病防治的源头不在于疫苗，而在于加强动物控制。
这时，一个已经成立了半个世纪的动物保护组织走上历史舞台，让狂犬病恐惧退潮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美国人遛狗不栓链子的历史。
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于1866年在纽约市成立，说起这个东西其实没啥新意，当时英国已有了这么一个玩意儿，虽然美国反英情绪很高涨，但是大家内心都觉得英国代表了“强大和文明”。所以美国的动物保护人士一看英国有，自己也就赶紧成立了一个。
但是成立之后一直不温不火，主要工作一直是给兽医维权。
因为城市化和铁路的进展，再加上农业机械化的起步，马是越来越没用了。可当时的兽医受到的主要培训就是给马治病，这下马没用了，兽医不就失业了？
于是美国的动物保护人士和兽医结合起来，说对待没用的马，哪怕是要杀，必须也得是兽医来杀，不然就是虐待动物！
当然这都是废话，没什么人听，兽医的维权行动和动保人士的组织都处在默默无闻的状态。
可前面说了，纽约人畜共生，动物满街乱走，狂犬病引起了“疯狗恐慌”，这让兽医和动保人士终于找到了再就业的机会。
他们开始大声疾呼，“怎么解决动物滋扰的问题？怎么解决‘疯狗恐慌’？必须要控制动物！”“你对狗散养，让狗四处乱走，实际上是在虐待狗！因为它们会陷入不被保护的境地，面临狂犬病的威胁！”“住公寓不许养鸡鸭鹅！”
慢慢的，随着“疯狗恐慌”，这些声音逐渐得到了重视。
1910年，纽约市政当局做出决定，授予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执行纽约市“狗法”的权力，并由该协会负责收容全市的流浪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防虐协会知道，光靠呼吁没有用，得有雷霆手段。他们依靠纽约市的财政支持以及募捐来的款项，雇佣了大批检查员，这些人的工作很简单：看到不栓链子的狗，直接当做流浪狗处理，一律收容。谁要说这是它家的狗，那更简单：罚款！
这样一来，纽约人都知道了他们的厉害。借着这股威势，防虐协会颁下严令，要求城市饲主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为犬只注射疫苗，不然不能申领狗证，而没有狗证的狗，一律收容！
一时间全纽约的饲主都慌了，这狂犬疫苗去找谁打呢？防虐协会贴心地提示大家，去找兽医就可以了。
捆绑销售了属于是。
在防虐协会的雷霆手段治理下，一时间纽约“狗风肃然”，再也看不到满地随便走不栓链子的狗了，狂犬病也渐渐消失，“疯狗恐慌”则彻底成为了历史。
依靠“纽约治狗”的功绩，由一群爱狗人士组成的动物防控组织——防虐协会成了美国各大城市的标配。各地纷纷立法效仿纽约，将城市犬只控制的权力授予防虐协会。他们也利用这一权力，在美国推广了养犬的一系列规定，规范了美国城市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奠定了今日美国城市养犬的规则基础。
同时代的巴黎和伦敦等西方大城市，也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带来的“狗”阵痛，基本也是以美国模式为基础解决了问题，即以强力手段和充足资金为支持，改变城市新居民的农村式放养习惯，并将新规则确立下来。
在相对后发的日本，1930年代也曾因为城市里散养的犬只大受其罪。解决方法无他，都是通过强硬治理为养犬制定规则。
在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进入了新一轮城市化的周期，依靠上一轮中制定的规则，放养散养造成混乱的现象没有出现。这一时代的西方爱狗人士对养狗规范做了新的拓展，进一步促成了城市中的人狗和谐。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各种激进思想的温床。旧金山湾区社区发起了言论自由运动，推动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示威，并塑造了美国关于言论自由的理念。
这一运动的最大副产品便是人民公园，一个为人类而设计的地方，让人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另一个相关的文化副产品：狗也需要一个地方，做它们想做的事情。
1979年，带着这个想法，人民公园的活动人士开始带着他们的狗到旧金山新地铁系统清理出来的空地上玩耍，“狗公园”迅速走红。
当时防虐协会在旧金山的规定是要求遛狗时必须用链子拴住，链子长度不得超过八英尺。
但在“狗公园”，这一规定不存在，没有一个人栓链子。
防虐协会和旧金山警察不允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于是出动人马想剿灭这些无法无天的狗和它们的主人。
但这些人很会打游击战，警察和检查员来了他们就跑，警察走了他们就回来，似乎是得到了神秘的东方智慧。
当然总这么躲着也不是事儿，这些人开始向市议会请愿，如果一块空地上完全没有别人，只有一些养狗的人，那么这片地方是不是可以不用栓着狗？
在写请愿信时，大家发愁这块地方应该起个什么名字。著名的人民公园活动人士汤姆·尼格曼表示，就叫“不栓链区域”（unleash area）吧。
本来市议会是烦死这些嬉皮士了，根本不会搭理他们。但走运的是，著名作家坎迪斯·克莱恩当时关注到了这个请愿书，在《动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援引多位动物学著名学者的意见，认为在无人行走、无人经过的地区设立专门区域放宽限制无伤大雅。而且狗也可以有更多社交，有利于犬只身心健康，并且能更好地支持养狗人的情感。
名人和科学家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市议会便不敢怠慢了。1983年，旧金山同意在早已竣工的地铁隧道上方建立一个实验性的“不栓链区域”，防虐协会的负责人到场表示支持。
许多城市养狗人士慕名而来，狗公园一时门庭若市。
《旧金山纪事报》199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几年之内，“这场运动已经席卷整个北加州。” 那时，旧金山地区至少有25个狗公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洛杉矶和纽约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不栓链区，还有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俄亥俄州托莱多和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
发展到今天，一个社区附近如果有不栓链区，那么这个社区的房价就有可能上涨，足见其影响力。在许多发达国家，也逐渐推广了这个做法，为狗专门设立一块儿可以不用栓链的区域。
就这样，在其他公共空间，养狗人必须严格限制狗的吠叫，给狗拴上短链子，控制狗的活动，但在不栓链区域内则可以让狗相对自由地活动，使人与狗能更和谐地相处。
所以说，西方国家的狗都栓链子，出门也不狂叫，这是一个解决城市化附带问题的历史进程，而不是民众素质高低的问题。
只要城市管理者给出时间和精力，用更严格的措施改变不文明养犬人的习惯，城市养犬不但不是个问题，甚至还是个经济增长点呢……
参考资料：
大阪兽医协会：日本狂犬病的历史
《华盛顿邮报》：纽约如何战胜狂犬病
艾丽莎·格林伯格：狗狗公园如何占领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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