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角笼中》的热映将人们的目光拉向了大山。影片中的苏木原型，已是现实中的蝇量级金腰带冠军。如果没有体育，他现在可能还在家里放牛。和苏木一样，电影原型大多是山区留守儿童或孤儿，他们通过体育改写命运，最终，走出大山。
7月，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火红的三角梅开得正艳，天空很低，云层触手可及。《环球人物》记者来到大凉山，看到随着脱贫攻坚的胜利和乡村振兴的推进，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山区孩子，这里的孩子也像电影中一样，找到了更加多元的人生出路。
妞妞合唱团就是这样一支组合。歌声为她们插上了梦想的翅膀，让她们登上中央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等国内一流殿堂。音乐对她们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妞妞(彝语，女孩)们第一次坐上飞机去北京演出，知道了云的上面是什么，看到了云的下面房子那么小。原来，“世界那么大”。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吉布小龙和妞妞们的合影。
最开始，妞妞合唱团也有男孩，结果男孩子“更喜欢激烈一点的对抗式运动”，合唱团慢慢变成了全是妞妞。在海拔2000多米的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学，妞妞合唱团的发起人、小学老师吉布小龙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起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过程。其实，女童命运的改变，更能体现一个地方的人文底色和实质进步。
妞妞们写给吉布小龙的话。(本刊记者 王秦怡 / 摄)
小龙老师的合唱团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爸爸妈妈不会永远陪在我身旁，星星月亮伴着我，听蟋蟀歌唱……”
——《勇敢的妞妞》
认识吉布小龙的最好方式，是走入他的排练日常。
下午5点半，排练开始了。按照专业合唱团的授课方式，老师会一遍一遍地校正孩子的音准，直到她们表现得天衣无缝。吉布小龙就听说过这样的老师，在成都，他朋友的孩子因为喜欢唱歌报了合唱团，去了几个星期后，孩子死活不愿意去了，“快乐和天性被抹杀了”。有时，小龙老师也教一些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得多了，妞妞们就说：“老师，唱歌还不是像学数学一样无聊。”
“我的合唱团，首先是希望妞妞们获得自信，尊重别人，看见世界，做一个有爱的人。”这是吉布小龙对妞妞合唱团的理解。自信、见识、爱，任何一点都高于表现的专业性。
在他的排练现场，孩子们不用保持刻意的队形，想甩头就甩头，想跺脚就跺脚，想扭屁股就扭屁股。刚开始练歌，有人捂着嘴哼哼唧唧，害怕自己被听到;有人一直抠手指，掩饰自己的紧张;还有人把头别到一边，不看老师，肢体僵硬。吉布小龙就逗她们，故意做一个很丑的表情，等她们笑了以后，问她们：“你觉得唱歌快不快乐?快乐，你为什么不笑?”
合唱团没有筛选机制，小学毕业前，想参加的孩子都可以参加。早期，妞妞们的家长拒绝孩子加入，怕耽搁学习，也嫌没人帮摘花椒、种烟叶，“唱歌?又挣不到什么钱!”甚至学校的其他老师也有类似看法。为了不耽搁她们的学习，吉布小龙尊重孩子的意愿，在六年级小升初的关键阶段，是否继续合唱，由孩子自己做决定。但有意思的是，每一年小学毕业生的年级第一名，都是合唱团的孩子。争议慢慢就少了。
大槽乡多树，也多山，螺髻山脉绵延整个乡里，一年四季绿意葱葱。有时，吉布小龙会偷偷带妞妞们离开学校，到自然里去。她们触摸春天的泥土，看树木抽出嫩芽，闭上眼睛感受森林的气味，倾听河流的声音。再害羞的孩子似乎也被自然的气息感化了，兴致勃勃，扯开嗓子，唱一唱。
大槽乡中心小学里妞妞合唱团的宣传牌。(本刊记者 王秦怡 / 摄)
这种颇具前瞻性的教育，和吉布小龙有关，更和当地孩子的成长环境有关。走在乡间，不时有当地人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吉布小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马上就到彝族一年一度的火把节了，那些远行打工的父母已经提前回乡，等到火把节过完，又将奔赴远方。
“我们小时候买颗糖都要守着喝酒的大人，拿酒瓶卖钱买糖吃。现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但很多是留守儿童，爷爷奶奶只关注孩子的吃喝和安全，哪儿也不让去。小孩很孤独，没自信，也经不住诱惑，看到回乡的年轻人光鲜亮丽，就想辍学打工。”吉布小龙说。
他曾看到一个姐姐背着弟弟坐在院子里朝外张望，坐一会儿，在院子里转一圈，洗一下手，又继续坐着，“我在那儿观察了30分钟，觉得她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很可怜”。
吉布小龙想起自己的童年。学校在徒步1个多小时的山路那头，他常常滚着铁环去学校，放学了就疯玩，掏鸟窝，摘野果，在河里游泳。父母从不责备——彝族崇尚自然，自称“大地之子”，对火、太阳、树木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很快乐，感觉自己无所畏惧。”
如今回看，他觉得这就是解放天性，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正源于此。直到现在，他写曲的习惯还是想象那些画面，或者到自然中去，“跟着云朵的形状，就会哼出旋律来。躺在松林里，听风吹松涛鸣，旋律也在脑海里”。
妞妞合唱团的很多歌和曲都是吉布小龙写的。他希望孩子们有属于自己的歌，而不是来自短视频里的口水歌，都是关于爱情的。
所有歌中，他最喜欢的是《勇敢的妞妞》，那原本是他写给合唱团里某个妞妞的——孩子住在另一座山里，父亲已经去世了，有一天母亲生病，她打着手电筒来乡里抓药。“她告诉我，好像背后有什么跟着她，特别害怕。”吉布小龙写了《勇敢的妞妞》来鼓励她，用歌声为她加油打气，没想到其他孩子都很喜欢。
听见她们
“哦呜哦呜，啊呀啦，到底向谁诉说。哦呜哦呜，啊呀啦，谁都听见了。听见了你呀，听见了她，听见了我们的梦。听见了夕阳，听见山风，听见了我们的歌……”
——《听见妞妞》
现在，妞妞合唱团有30名学生。9月开学后，因为初中在普格县里，距离大槽乡中心小学很远，高年级的妞妞们将离开合唱团。
同时，更多低年级的妞妞将加入合唱团。
但在最初“招兵”时，孩子们可没有现在的热情。那是2016年，吉布小龙刚来到大槽乡中心小学，他考的是“音乐老师”的岗位，却受制于学校教师缺乏，成了数学老师和语文老师。最初更多是出于个人兴趣，他拿着一个小本，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跑，兴冲冲地说了自己的构想，问有没有人现场报名。一顿静默。孩子们你戳戳我，我戳戳你，就是没人举手。他又补充，私下里递纸条给我也可以。结果还是一样。
转机发生在2018年。具体弹的什么歌，因为什么原因，吉布小龙都忘记了。他只记得自己心情不好，拿了把吉他在操场边的树荫下，自弹自乐，沉浸其中。弹着弹着，4个孩子围在他身后，跟着他轻声哼唱起来。他心头一动，问孩子们，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唱。孩子们点了点头。4个孩子有两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吉布小龙给这个合唱团起名“阳光合唱团”。
这之后，合唱团在音乐教室排练时，常常有孩子出于好奇，趴在窗户上看，胆大一点的则直接蹲在门口。对于这些“围观者”，吉布小龙逮着了，就一定要问一句，“来不来?”合唱团就这样壮大起来。
吉布小龙和妞妞们排练。
排练之外，吉布小龙喜欢和妞妞们聊天，了解她们的家庭情况和想做的工作。
他发现，孩子们的梦想很局限，走不出这一座座山——有想当警察的，这样自己家牛羊丢了，就可以把小偷全抓起来;有想开养猪场的，这样可以天天吃肉;还有想去镇上开超市的，这样就能赚很多钱。
在山区，相比男孩，女孩更难掌控自己的命运。如今，九年义务教育让女孩们都有学可上，但当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却很难改变。彝族女孩在15岁到17岁之间，有一场换裙仪式，换上成年女子的裙子，宣告步入成年，可以定亲。吉布小龙就有两个16岁的学生，被父母或哥哥许给了同乡。“我听了以后特别难受，她们都很乖，一个初中毕业，另一个才上到六年级，但因为上学晚，已经过了义务教育的阶段。”
越和妞妞们相处，吉布小龙越希望她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路。去中央电视台演出，他让孩子们观察那些导演：“是不是都是女的呀?把一帮大男人指挥得团团转!”妞妞们嘻嘻哈哈笑了，他也不知道她们听进去了多少。
走在北京的街头，看着灯火璀璨的摩天大楼，他告诉妞妞们，这一晚上的电费够你们家生活一年了，但接下来才是他更想说的话：“你们看，哪一个人不是行色匆匆，为梦想奔波。你们也想来大城市，但没有知识、没有过硬的本领，待不了几个月就得回家。”
妞妞们去北京参加演出。
《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几个妞妞合唱团的孩子，决定问问她们吉布小龙早年问过的问题：“你们将来想做什么?”她们叽叽喳喳，有的说想当警察，“因为想保护人民”;有的说想当音乐老师，“像小龙老师一样”;一个皮肤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女孩，等其他人都说完了，才语速缓慢地说：“我想当消防员。”她眼睛很大，说话怯怯的，但双眼发亮：“因为我想让小动物有一个安康的家。”
跟着音乐去过远方，她们人生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
一个圆
“阿甘拉仁，朋友很多。阿甘拉仁，总在忙碌，酒肉朋友把他抛弃在街头。阿甘拉仁，偷偷在哭泣，这是为什么?阿吧吧，孩子哭着哭着就笑了。阿吧吧，大人笑着笑着就哭了……”
——《阿甘拉仁》
越走近吉布小龙，越会发现，他与合唱团、与大凉山的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他和孩子们的成长经历高度相似，他是山里孩子的教育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在童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布小龙都在好奇一个问题：那些大卡车都开到了哪儿?车上的人呢，他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作为土生土长的普格县螺髻镇人，从小，他就看着各种大巴车、大卡车在镇上来回穿梭。螺髻镇西距普格县城30公里，北距州府西昌32公里，212省道从镇子中心穿过，是连接川滇两省的交通重镇，但在读大学前，吉布小龙的生活半径仅限于县里。
这种孩子式的好奇，无法说与他人听，最后都化在了音乐里。父亲带回来一台双卡带录音机，吉布小龙背着大人打开听。听那些彝语山歌，他总觉得好像在听别人诉说着什么。
后来，他才意识到，歌里萦绕着一种忧伤的情绪，“先民住在大山里，唱的歌也都是‘我家门前有座山’。情哥哥想情妹妹，可是妹妹住在山那头，走过去太难太难。妈妈嫁女儿，下次相见，不知道是何年何月”。
1999年，吉布小龙升入初一，是村里25个孩子中唯一继续念书的。再长大一点，报考高考志愿时，吉布小龙想去学音乐。父亲不同意，拒绝支付参加艺考的路费。母亲悄悄塞给他800块钱，是她卖花椒的所有费用——那时，在山里人看来，把音乐当营生都是“阿甘拉仁”(彝语，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人)，算不得什么出路。
等到了成都，吉布小龙才知道800块钱太少，根本不够吃和住，但他还是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好了”。
他长了很多见识——音乐专业艺考有“练耳”一项，老师背对着他弹奏，学生要马上回答出准确的音阶。“老师弹完了，我没说话。他又弹了一次，我又没说话。老师就问，你怎么回事?我才知道，练耳就是要把这几个音都说出来。”
可能是彝语民谣打动了艺考老师，18岁的他进入四川音乐学院流行演唱系，成为村子里第一个本科生。开学前的8月，校友李宇春、何洁火遍全国，分别获得《超级女声》比赛的冠军和季军。吉布小龙正是怀着这样激动的、瑰丽的音乐梦入学的。
入学后当然是有落差的。幸运的是，在他觉得其他人都时尚、只有他很土时，一位老师鼓励说，他没有形成套路化的发声方式或表演技巧，“是一块璞玉”。
2009年大学毕业后，吉布小龙和一位藏族朋友组成“青稞荞麦”组合，去北京、成都、昆明参加《星动亚洲》《超级男声》等比赛，但通过海选后，都没了下文。最难的时候，他的兜里只有3块钱，靠着大口大口喝白水充饥，早上一睁眼想的是可以去哪家酒吧演出。别人邀请他出去玩，他便假装自己在忙。
吉布小龙(左)和朋友央章次尔组成了“青稞荞麦”组合。
但那也是一个勇敢追梦的时期。“音乐是我的精神食粮。这时，只有音乐能带给我安慰，让我看到前方的那束光。”靠着一把吉他和许巍的《蓝莲花》《曾经的你》，他熬过了一天又一天。
家乡的风
“螺髻山的风，吹不进妈妈的怀抱。螺髻山的风，越不过爸爸的肩头。螺髻山的风，吹不落天上的雄鹰。慢慢地长大啊，吹痛我的脸……”
——《螺髻山的风》
成为小学老师并非吉布小龙的主动选择。在外漂泊了3年，他并不甘心回到大山里，可现实是，那3年，他连填饱肚子都困难。2012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到大凉山考了家乡的教师岗。
刚开始的两年，吉布小龙在木里藏族自治县教小学。木里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端，要去往那所小学，他必须先在西昌搭火车，再骑马上山，单程需要14个小时。山上信号差，每次和家里通电话时，他得爬到最高的山顶上，反反复复找信号。
看到朋友们还在写歌、出单曲，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只有他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时刻在斗争，我是去唱歌，还是当老师?”
但在和孩子们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吉布小龙找到了当老师的乐趣。他给孩子们讲飞机像大鸟，火车像蛇，里面可以坐很多人。孩子们不相信，他就下载好视频给他们看，看到他们的眼睛亮晶晶的。生病的时候，他躺在房间里，孩子们想看望他又害羞，就趴在窗户外静静地注视着。摘了梨子，捡了蘑菇，看到好看的花儿，他们也都像献宝一样拿给老师。
“他们身上有一种清澈的冰一样的感觉，很透明，很纯洁。”吉布小龙不再想“逃跑”，“我不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唱，也可以唱给这些孩子听”。
之后，他从木里县回到普格县，先后在不同学校任教。无论在哪里，吉布小龙都会在工作空隙写歌、唱歌、弹吉他，这些事就像刷牙、洗脸一样，嵌入了他的日常生活中。再后来，他终于组建起了自己的合唱团，妞妞合唱团从乡里唱到县里，又唱到了全国各地。
很多演出找到了妞妞们。有一次，一家企业找到吉布小龙，请合唱团和某位演员合唱。吉布小龙没有多想就答应了——这位演员人生经历很励志，“孩子们见到他会很开心，也会被他的故事鼓舞到”。结果拍摄开始后，吉布小龙才注意到，企业在镜头前摆了一堆商品，“把孩子们当广告”。
此后，他面对演出邀约特别谨慎，只接公益性演出，拒绝设定好的剧本，拒绝“卖惨”“卖眼泪”、把妞妞们当作消遣。
筛选上台演出人员也让吉布小龙头疼。有的演出平台对上台人数有限制，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妞妞都能上场。吉布小龙感到很残酷，干脆把合唱、排练视频发给导演，让导演筛选。不过，妞妞们的承受力比他想象得要好，她们嚷嚷完“小龙老师偏心”，情绪很快就过去了。或者，他告诉那些被淘汰的妞妞们，老师下次再带你去，她们又开心起来。
在所有演出中，吉布小龙最难忘的是中央歌剧院的演出。他至今觉得像做梦一样——歌剧厅分为3层，大得空旷，声音从麦克风扩出后还会返回来，他感觉周遭的歌声、乐器声似乎穿过了他的身体，震颤着他的灵魂。从前，他们在荒野中唱，在田埂上唱。那一刻，他和妞妞们站在了国家级音乐殿堂，身后是国内数一数二的管弦乐团。“内心特别幸福。”吉布小龙说。
妞妞们上台演出。
现在，吉布小龙很想写一写家乡的风，“小时候，我很害怕风。父母去守山上的羊圈，家里只剩我一个人，风从屋顶刮过，很吓人。但更多时候，它给我一种安全感，风吹过来，像在拥抱着我一样”。
妞妞们和歌手谭维维同台演出。
风吹啊吹，一代又一代人在山间长大，不同的是，新生一代拥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而这些选择更和时代所能提供的土壤相关，政府的引导和帮助、社会各界的给予、家庭提供的支持，共同构成排云而上的风，吹起妞妞们的梦想。(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皆为受访者提供)
关键词：
责任编辑：Rex_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