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1943年生于昆明，长于上海，作家、编剧。代表作《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等，近日推出“中国三部曲”之二《沿途》。
2023年7月6日，陆天明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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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午后，没有一丝风，路面泛着白光，树上的叶子都打起了卷，无精打采。按照陆天明发来的路线提示，车在小区里七拐八拐，终于抵达目的地。80岁的他正站在门口，冲我们挥手。六七年前，他把家搬来京郊这座三层小楼，一是年岁大了爬楼不方便，二是多两个房间，“孩子们回来有地方住，用不着一到傍晚就急着告别”。
他的最新长篇小说《沿途》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大约30年前，陆天明还住在六里桥，在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创作剧本、写小说。有一天，作家张承志到他家玩儿。两人闲聊，张承志对他说：“天明，有些事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写得出。我们要写啊。”陆天明的心被“戳”了一下。那次聊天后，他心里就一直有个念头：写写我们这代人。
这些年，他笔耕不辍，接续推出9部长篇小说，涉猎各种题材。他既探索过“纯文学”，也涉足过最大众、最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还因《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反腐三部曲”和《省委书记》一书名声大震，与张平、周梅森并称为中国反腐写作的“三驾马车”。10年前，年过七旬，他突然有了一种紧迫感，愈发觉得“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
“我有话要说。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知道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与最底层的民众一起改天换地为己任。他们也为此付出过今人难以想象的代价。”陆天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而我正是他们中的一员”。
陆天明下定决心，要写“中国三部曲”。他花费5年写《幸存者》，又花费6年写《沿途》，第三部正在路上，共同讲述一代人跨越40年的命运——他们到底是怎样活的，为什么要这样活，又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
陆天明的“中国三部曲”之一《幸存者》与之二《沿途》。
“为何称他们为‘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记者问。
“我说的这个理想主义者似乎应该打个引号，不一定科学、客观。这完全从我个人的经历出发的。每一代都有这样一批人。屈原为什么要跳江?谭嗣同、秋瑾为什么要牺牲?李大钊为什么就义?陈乔年被施以酷刑就是不屈服。每一代都有……但以我们这个形式追求理想的是绝无仅有的一代……”陆天明越说越激动。
那一刻，这位80岁的老人哽咽了。半分钟后，他调整好情绪，继续诉说，为我们讲述一个、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故事，也是与共和国同成长的一代人的奋斗史。
2023年7月8日，《沿途》发布会上，陆天明(左二)与作家梁晓声(左三)、儿子陆川(左四)对话。
“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幸存者》的故事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上海青年谢平、向少文、李爽等，响应号召，奔赴大西北卡拉库里荒原，投身边疆建设。不料，一次突发的爆炸事件，将他们的命运卷入漩涡之中。到了第二部《沿途》，他们走出西北莽莽荒原，人生面临新的转折，反腐斗争、思想异化、阴谋罪孽也随之浮出水面。
整个写作的过程，也是陆天明回望过去的过程。小说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情节、细节都是真实的，“每一段都反复写过好几遍，感觉不准确，重写一遍、再写一遍，要唤起当年的生活感觉和生活细节”。
陆天明一生经历两次上山下乡。1957年，14岁的他特意改户口虚长两岁，从上海到了安徽，为的是“做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后来因病吐血，回到上海养病。其间，他积极上进，当了街道团委副书记。到了1964年，一批又一批上海青年响应号召，支援新疆建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陆天明在新疆。
此时的陆天明，拥有两种人生可能。
第一种，按照街道党委书记说的，动员其他青年去新疆，他自己可以不必报名，留下来努力工作，成为正式在编的机关干部;另一种，和那些热血青年一样“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边疆。他选择了后者。“我为什么要去?因为青春的冲动和激情，因为时代。”
因病回到上海那段时间，陆天明和一帮年轻人自发组织了一个“哲学研习会”。他们常常聚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交流读书心得，还不定期研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中国该往何处去”“当代青年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家、国’二字在我们的生命中应如何安放更得当”，等等。
“写作时，那些过往、经历都冒了出来，经常是写着写着，眼圈就红了。”陆天明回忆说。在写作中，他给自己定下两个原则：一是真实，不跟着别人的调子走;二要避免片面和偏激，也就是要准确的表达，以正确的判断写出来。就这样，长期游走在“当年的我”与“站在正确客观的角度呈现的我”之间，他常常有一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剖开这些文字，会有血流出来”。
随着故事情节推进，小说里人物开始成长、变化。时间进入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谢平因为遭逢一些波折，变得沉默寡言;李爽到了北京，成为一家媒体驻京记者站副站长，日渐平庸。还有向少文。一向上进、充满理想的他，在思想上有了“异化”和迷失，变成“自己曾经非常讨厌的那种人”，大概只用百分之十或二十的精力在工作上，更多时间和精力被用在调整各种各样的人事关系上，怎么才能不被圈子抛弃，逐渐成了他生存的主旋律。有一次，他冒险开车“连夜长途奔袭”，只为了与军区、垦区领导合影——这张合影会刊登在垦区报纸的头版上。
“不光要写过去发生过的事，更要挖掘这一代人的精神脉络。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和不幸，都缘于我们一直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漩涡中。在时代交替中，我们会变化，会成熟。但也有一样是不变的，就是理想和初心。怎么表现这种‘不变’与‘变’，是我这次写作的一大主题。”
接下来的第三部，陆天明会继续写这些人面对改革开放、面对全球化，会如何生存、如何选择。有些人会倒下，有些人会被淘汰，“总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会不断自问、不断思考，去寻找新的方向、新的出路”。
“理想主义者永不过时。”他说。
不是写给自己和三五知己
写作，是陆天明少时的理想。
他从小爱读书，偶尔写写东西，12岁时就有诗歌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过。他没读过大学，“我的‘中文系’是在图书馆上的”。当年，他从安徽回到上海养病，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上午到街道团委工作，下午到上海图书馆看书。从13:30到19:30图书馆关门，每天如此，雷打不动，“把图书馆所有俄罗斯文学中译本读了个遍”。后来到了新疆农场，他白天劳作，晚上睡觉前或早上提前起床，读上一两个小时的书。但一直没有动笔写作。
在农场真正重新开始写作是1971年。当时，陆天明已是农场政治处正营职干部。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年，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号召广大工农兵从事业余文艺创作。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立马打了一个报告，要求写作。“写什么?话剧。以前没写过，只凭看过两部半话剧剧本，动笔就写。”北疆的冬天，滴水成冰，他把自己关在无法生火的旧库房里，花了一个星期，写了4幕话剧《扬帆万里》。
经过打磨和修改，《扬帆万里》被新疆话剧团搬上舞台，一炮而红。先是在新疆各农场巡演，后来还到北京参加汇演，叫好声一片。也因为此，陆天明被中央广播文工团看中，于1975年调入北京，“一部作品，改变了我的命运”。上世纪80年代初，他又调入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一直担任电视剧专职编剧至退休。
因为《扬帆万里》和《桑那高地的太阳》，陆天明应该是国内最早涉及知青题材写作的作家之一。但真正让他成名的还是“反腐剧”。
他的第一部反腐作品是《苍天在上》。那是1992年，中央电视台领导要求创作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剧，任务交到了陆天明手里，他选择写“反腐”。“当时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那不是一般的议论，是沸沸扬扬，下班回家大家都在议论，你单位一个科长出了什么事，我单位一个组长出了什么事。写什么?当然要写老百姓关注的。”
说写就写。他闭门5个半月，完成《苍天在上》，在中国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触及副省级的腐败分子。交上去，几个部门审查，意见很统一：戏是好戏，但需要修改。总体有3个意见：一是剧名不行，不能是《苍天在上》;二是反面人物不能写到高级领导;三是正面主角不能没有好结果。陆天明坚决不改。后来，几经波折，该剧1995年2月开拍，同年底播出。
《苍天在上》剧照。
“播出前都没有宣传，当天才知道。那天晚上，我和几个主创守在电视机旁边，等《新闻联播》结束，天气预报播完，时钟走到8点整，片头音乐响起，推出片名，我们全都哭了。”播到第三集时，全国沸腾，单集收视率高达39%。陆天明也忙了起来，每天晚上接电话接到12点，认识的、不认识的，祝贺的、讨论剧情的，老家有人也打电话过来，跟他开玩笑说“现在犯罪率都降低了，因为小偷也要回家看《苍天在上》”。
在这之后，陆天明一次次“下生活”，采访老百姓、警察、商人，甚至是省委书记，连续推出《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等作品，社会反响强烈。 “每一部都有思考。《苍天在上》的反面人物天生就是坏的，而且都坏在了根上;《大雪无痕》开始反思，腐败分子并不是一出生就是坏人，是一点点变坏的;到了《高纬度战栗》，思考的是官员腐败是有温床的，有机制不完善的因素，也有社会人群异化的因素。”
《高纬度战栗》剧照。
因为写这些作品，陆天明在影视圈很火，但文学圈对此却反应矜持。他并不在意。
“比起历史和民众的需要 ，即便遭受冷落和嘲讽又算得了什么?影视能让作品直接进入广大民众视野，让我意识到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像鱼与水一样。写作不能脱离社会，要贴近现实，为人民写，为老百姓写。你是作家，写的不是只给自己和三五知己看的情书。”他说。
“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我坚信，千百年来，人们为争取各自的精神道统的正解所付出的努力和牺牲，绝不弱于他们为满足物欲和权欲上曾交付的一切。”
“人们需要在精神道统方面有所追求和建树，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他们要以这样的努力去注视和构筑自己民族和这个世界的未来。他们深以为，只有拥有了这种精神注视和精神构筑，未来才会真正属于自己。任何一个弱化了精神注视和精神构筑的民族到头来收获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的弱化和萎软，即便它一度会很富裕。”
“这些年来我们做了大量从前没有做也不敢做或者不想做，但绝对应该做、必须做、再不做就没机会做、做了以后确实能‘扭转乾坤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事情。但……但……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地疏忽了，或放松了，或敷衍了、搁浅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清理灵魂’。”
……
这些语句都出自陆天明的作品，从早期的《大雪无痕》到如今的《沿途》。
“关注中国人精神上的危机或困惑，呈现思想上的变化，这是我写作的一大核心。当物质上富裕起来，灵魂该安放在何处?”这也是陆天明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他去大学讲课或演讲，经常会讲一个事例：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有一面墙，上面都是殉难志士的照片，每个人都很年轻，都是地下党员，牺牲在1949年9月30日。当时，只要他们在自白书上签字，就会获得活下去的可能，但没有人签。
“所以现在、今后，我们还有多少这样的年轻人?”陆天明反问道。
写完《沿途》，陆天明明显感觉身体不如从前。因不能久坐，他买来一个升降写字台，站着写，写一阵儿就活动活动。他作息时间规律，原则是不开夜车。早晨四五点起床，白天写作，晚上 9点钟准时上床睡觉。“为了保重身体，我还要写完第三部呢!”
“这是我的心愿。写‘中国三部曲’，为我们这代人立传，并不是简单的回望、回忆，通过写作呈现这一代人曾经的生活。其实还是在问：我们为什么要活着?为了一栋房子?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点儿存款，抑或是为了升职?不是不可以，但究竟为什么活，不同人生阶段会有不同的答案，还是需要不断反思的。”陆天明说。
“那您对这一问题有答案吗?”记者问。
“当然。不管谁如何看待我们这一代人，我都要做个理想主义者。”
倔强如初。
当年在新疆时，陆天明第一次调离连队，到农场宣教处工作，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调动。有人就对他说：“天明，你这已经是最后了，要好好干，以后不会再有调动了。”他不服。
后来，他调到北京，在文坛小有名气时，又有人对他说：“你们这代人已经走到尽头了，写作是没什么前途的。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名堂了，往后就只能看你们的弟弟妹妹或下一代的了。”他不服。用3年时间探索实验文体写作，写出《泥日》。王蒙一口气读完，专门给他打电话，请他道歉，说“因为读小说不理睬夫人被批评了”;王安忆跑到他在上海的妹妹家，说“你哥哥写了一部好小说”;文学评论家陈思和评论说“用20多万字的篇幅写出了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写的东西”。
“《红旗谱》里，朱老忠就常说，走着瞧，出水才看两腿泥哩!谁说我们这代人完了，我心里也是‘走着瞧’。”
王蒙说过，陆天明是一个充满悲剧感的人物，因为他有点像堂吉诃德，“忧国忧民，期待着热烈的奉献和燃烧”。陆天明曾经描摹过这样的自画像：一个独行者，背一把破伞在深山沟里踽踽踟躇。
“我们这一代人，从未年轻过，很年轻时就沉重地生活……但我们不会轻易地全盘否定自己。我依然有心中的理想，依然有需要坚守的东西。总有人要做些什么。”
陆天明能做的就是写作。
关于写作，“充满悲剧感”的他依旧给出了坚定的、理想主义的回答 ：“我一直特别喜欢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他有一首很出名的诗：‘我听见美国在歌唱……’多年来我也一直在问自己 ：你在倾听中国的歌唱吗?你听见中国的歌唱了吗?你明白中国的歌声里所包含的那全部的感伤和沉重、忧思和期待吗?”
在一次次的追问中，陆天明继续站回到写字台前，佝偻着背，敲下一个个文字，“为了创造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写，跟其他的都毫无关系”。
10多年前，陆天明(右)回安徽重访14岁下乡时生活过的地方，有幸找到一同下乡后留在当地的上海知青。如今，这位战友已去世。陆天明写“中国三部曲”，也是为这代人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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