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守冰，也就是李冰，因修建都江堰，家喻户晓。但李冰并非第一任蜀守，在他之前，秦国早已派遣大员建设和管理巴蜀之地，使其成为征战六国的“大后方”。蜀守李冰有哪些前任，他们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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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最初，秦国在巴蜀之地采用“蜀侯+蜀守”统治模式。《华阳国志》记载：“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从史料可以看出，第一任蜀守张若，实际上是“蜀国守”。然而三任蜀侯皆因叛乱而死，秦国在第三次平定叛乱后，不再封蜀侯，改为实行郡县制，设郡守加强中央统治。李冰担任蜀守，实际上是“蜀郡守”。
作为第一任蜀守，从公元前314年就任到公元前277年调任黔中守，张若任期近40年。期间，他修筑了郡治所成都和周边的城池，将关中居民万余户迁徙到蜀中安家，蜀地与中原文化快速融合，经济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在2000多年前，张若仿咸阳建制修筑了成都城，这种城市格局延续至今。此外，张若还设立了专管丝织的机构锦官，后来“锦官城”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公元前314年，张若成为第一代蜀守，直到公元前250年，李冰才被秦孝文王任命为蜀守。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中，蜀守显然不止这两人，只是史料上未有记载。一个偶然的机会，考古工作者揭开了历史迷雾的冰山一角。
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咸（阳）新区秦汉新城坡刘村秦咸阳城遗址中发掘两座战国晚期秦贵族墓葬，出土文物包括一件铜鉴。该铜鉴腹部有16字铭文，内容为“十九年蜀守斯离造、工师某臣求乘、工耐”。这种铭文格式是秦昭襄王时代常见的三级职名联署，便于出现质量问题时层层追责。
文字虽短，但内涵信息却相当丰富，可以佐证以下几方面历史事件：第一，秦昭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8年），蜀守斯离督造了这件铜鉴；第二，斯离担任蜀守的具体时间还无法考证，但当时正处于蜀侯蜀守并治时代，因此他准确来说应该为“蜀国守”；第三，张若担任蜀守40年不是连贯的，中间至少间隔了一个斯离。在斯离离任后，张若再度担任蜀守直到秦昭襄王三十年，期间秦昭襄王取消了蜀侯制度，因此张若之后再担任蜀守，身份应当为“蜀郡守”。
据司马迁《史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离与三晋、燕伐齐。”在督造铜鉴后的第四年，斯离以“尉”的身份参与了伐齐的军事行动。因此他担任蜀守的时间应当不会太长。结合张若镇守蜀地，频繁参与军事行动的史料记载，不由让我们产生一个猜想，斯离是否是因张若出征，而短暂代理蜀守一职呢？
对于斯离究竟是“姓+名”还是单纯的“名”，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斯离为单纯的“名”。主要依据是，《史记》将张若称为“蜀守若”，将李冰称为“蜀守冰”，与青川秦王政九年铜戈刻铭之“蜀守金”（或释“金”为“宣”）、涪陵秦始皇廿六年铜戈刻铭之“蜀守武”一样，均是在沿用战国秦制官称。以此类推，“蜀守斯离”也该如此，正如张守节《史记正义》所注：“尉，都尉。斯离，名也。”
而另一说认为，斯离为当地少数民族。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记载，斯姓为蜀之西南少数民族姓。斯离任蜀国守，体现了当时秦国的政策，即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统治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地位和统治权力，并封授一定的官职，由酋长、首领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
或许因为斯离任蜀守时间太短，名气太小，而张若先后两次任蜀守，且与之有所交叉，所以《史记》《华阳国志》都没有写明“蜀守斯离”（当然也没记载更不知名的“蜀守金”“蜀守武”）。
秦孝文王是秦始皇的祖父，他在位仅三天就离世。因此有学者怀疑《华阳国志》所言“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有误，“李冰在蜀大修水利，显然需若干年。因此当是昭襄王后期李冰即任蜀守。”对此笔者认为，秦孝文王即位时间虽短，但任命李冰并非不可能。而在秦孝文王之后，李冰同样可以留任蜀守之职，主持修建都江堰。（吴亦铮 林赶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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