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最近引起的争议也从中而来：赵盼儿一边强调自信自强，一边又对自己曾经的乐籍身份倍感羞耻；宋引章一边想要脱籍一边又扬言想为皇帝献艺，以及贵为皇城司副使的顾千帆对赵盼儿的深情和不计身份，这些情节设置似乎有些跳脱时代，将现代对独立女性的观念附着到宋代女子身上，而又因为观念的“先进性”不够而被批判。
如果不与关汉卿的原剧本《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对照，也不讨论赵盼儿的“女性主义”是否足够彻底，回到剧情设置的宋代背景来看，身处那个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原本处在社会中什么样的位置，他们不同的户籍身份对他们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客观来看待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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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户口分类制度纷繁复杂，例如，按照人户的身份区分，有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的区别；按照居住地区分，又有乡村户与坊郭户的区别；按照有无田地、房产来区别，有主户与客户之分。此外，还有比较特殊的女户、僧道户、礼乐户等。这些复杂的分类本身是为了便于朝廷征收赋税和管理人口，但其中的分类标准、界定的种种权利和义务，却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阶层的基本面貌，个人的命运正是在这种身份阶层之别中产生不同的走向。
“民不可犯官”：宋朝的官户
剧中欧阳旭成为探花郎被任职后便一跃成为官户，住着宅院，城厢官任其差使，同一般百姓大有区别。欧阳旭的朋友杜长风同样高中进士，他在被“十三少”池蟠欺负的时候一直强调自己是官，口口声声说着“民不可犯官”，让跋扈任性的池衙内也不敢轻举妄动，可见“官户”与老百姓是严格区分开来的。
士庶有别自古有之。唐代在法律意义上确定了“官”和“庶人”的区别，宋朝第一次将“官户”作为法定户名，对官户的范围、特权和禁约作了更细致的规定。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官都能成为官户。《庆元条法事类》提到，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诸称品官之家者，谓品官父、祖、子、孙及与同居者”。理论上官员子孙可以通过荫补成为无品小官，获得官户身份。但是，由于宋朝入仕途径众多，除科举外，还有富人向官府捐粮“买官”（称为“进纳出身”）、武人通过军功、胥吏出职转为正式官员等方式。由于官户的优势地位，各色人等削尖脑袋试图获得官户身份，导致官户泛滥杂糅，特权滥用。宋朝重视科举，只有科举为官被视为正途。于是，宋朝中后期多次对官户的范围加以细致规定，例如，限制非正统出身的人成为官户，抑或是限定门荫的范围，对获得官户身份加上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尽管如此，“冒立官户”、想尽办法转换身份的人还是源源不断。对“官户”的趋之若鹜，正说明了官户与民户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在经济地位上，中高级官员俸禄高、数额大，除了基本工资外，还有职钱、厨食钱、茶汤钱、人衣粮、餐钱等等补贴，可以说衣食住行无忧；低级官员虽然工资相对较低，却也是拥有奴仆的人上人，经济地位在大多数普通民众之上。
更重要的是，与普通民户相比，官户有诸多特权。例如前面提到，品官有门荫的特权，除了子孙亲属之外，他们的门客甚至是医生有时也可以获得荫补，导致冗官问题严重。当然，门荫出身在名声上不如科举，有门荫资格的人也可以另外参加科举，以获得更好的升迁前途。剧中顾千帆的祖父是吏部侍郎，完全有资格让他直接成为官户。皇帝称赞顾千帆是科举进士出身，明显表达了对顾千帆参加科举走正途的赞赏。与之相比，萧钦言的长子则是靠父亲门荫，没有实际的职任，和顾千帆不能相提并论。
官户的另一大特权是可以减免某些税役。宋朝赋税差科名目众多，官户不仅有法定范围内减免某些赋税的特权，还可以依靠自身权威逃避各种差役，负担远远小于普通百姓。此外，官户在某些时候可以减免刑罚，条法规定，七品以上官“犯流罪已下，各从减一等之例”。
宋朝在给官户特权的同时，也对他们有一定的禁约。例如限制兼并土地、禁止在所在州县拥有田产、禁止放债、经营酒坊等。然而事实上，规定与现实往往相反，官户利用自身地位攫取利益，隐产逃税、兼并土地、经营放贷积攒财富的不在少数。
所以，杜长风强调“民不可犯官”，就是在强调自己作为官户与平民的身份差别，毕竟官户在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上都远远高于普通百姓。从户籍身份的意义来看，隶属官户的顾千帆的确与作为平民的赵盼儿有着云泥之别。
“所谓末者，工商也”：坊郭户与从商之人
赵盼儿三人辗转到东京，感觉到了与钱塘截然不同的城市图景：商品鳞次栉比，街市星罗棋布，人流攒动不息。《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中有“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复又开张”之说，足见东京城的繁华。
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宋朝定籍名为“坊郭户”，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城市户口。城乡户口的区别在唐宋时代才出现，在这之前，秦汉有“市籍”的说法，但是仅限于商人和手工业者，不包括全部的城市居民。宋朝将坊郭户范围扩大，涵盖居住在府州军城、县城和市镇的居民，这意味着居住在这些区域的人被纳入城市户籍单独管理并征税，与乡村户区分开来，居住在城市有了不同意义。
宋朝大城市开始兴盛，财富不断向城市聚敛，许多农民涌向城市，甚至在城墙之外还聚集形成了新的居民区“草市”。官户、富商多居住在城市中，为各行各业提供生计机会，相对于农民生活艰难困苦、赋役繁重，只能以农耕作为基本的维生手段，城市的居民可以住在繁华的街巷，选择丰富多样的营生方式，有着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逐渐吸引了很多人居住在城市。
城市中的阶层差异很大。宋朝户籍制度按照财富多寡将坊郭户分为十等。一般来说，坊郭上等户家境殷实，多田宅地产，生计从容优渥。剧中陈廉家为他在东京购买宅院，算得上是富庶的坊郭上户。这些家境较好的群体有多种多样的营生方式，如出租房屋、经营产业、放高利贷等。宋时城市房屋出租业发达，司马光《司马文正公传家集》说：“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很多房主光是依靠出租房屋就可以维生。赵盼儿三人租住陈廉家、租铺开茶坊等，可以看到当时房屋出租形式的流行。
坊郭下户的构成更为丰富，各种卖糕点、果子、日用品的小商户、工匠以及人力、女使等受雇佣者，他们多附庸于富商、官户，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剧中因家中受灾流落东京的葛招娣，欧阳旭的家奴德叔等人就属此类群体。除此之外，城市中还有诸如伎艺人、娼妓、乞丐等流动人口。
坊郭户的构成除了官户、吏户之外，以工商业者为主，在城市中从事工商业者众多。剧中刻画赵盼儿三人独立自主、克服困难，在东京开茶坊的励志故事，让我们看到当时城市中生动的经营活动和生计方式。她们企图靠经营谋生立足东京的想法也并非异想天开，在钱塘经营茶坊的积蓄和身为乐伎积累的财产，足以让赵盼儿三人在东京城中成为比较优渥的坊郭上户，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她们拥有地契、房契，并且还能雇人协助经营，相对于本小利微的小商贩，赵氏茶坊的经营算得上是中等规模。
城中商户须由官府编入“行”的同行组织。加入行会要经过官府批准，名列“行籍”，不经官府同意，不可任意出“行”。行会在商品流通、垄断市场、应付官府科索、联络同业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既受制于官府的管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予从业者商业竞争上的保护。行会的头领被称为“行头”，负责协助官府对行内收税、科配，同时对外代表本行与官府交涉。赵盼儿开茶坊须在东京茶行挂名缴钱，与茶坊同行打点关系，反映了当时行会组织的影响。
宋代社会沿袭古代“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经常提出“崇本抑末”的口号，规定“工商、杂类”“不得与士齿”，不得进官办学校、参加科举。商人通过买官或可以获得身份，却不能与科举入仕的官员相提并论。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商人也常被歧视。《宋史·舆服志》记载太平兴国七年（982），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奉诏详定车服制度曰：“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规定商人乘坐的轿子要与官员区分开来，抬轿的人数不得超过两人。可见当时经济水平上升的商人阶层，在地位上仍然是受官方轻视的。
乐籍是否为贱民？
摆脱乐籍的身份和歧视是《梦华录》故事的一个主要线索，无论是宋引章一开始为了脱籍私奔嫁人，还是赵盼儿对自身乐籍身份过往的自卑，都离不开宋人对乐籍的看法。那么乐籍在宋代户籍制度中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将特定人群编为乐籍的制度由来已久。北魏时将罪犯的家属发配为乐户，编入乐籍，唐延续此制，规定乐籍属于法定的贱民阶级，且只能“当色为婚”，良贱不可以通婚。到了宋朝，乐籍的主要来源还是被籍没官员和罪犯的家属，但如唐代的良贱之分已逐渐瓦解，在法律意义上，乐籍不再是贱民身份，允许与常人通婚。尽管如此，社会对乐籍的轻贱仍是普遍的，一方面是因为乐籍多源自罪犯家属，另一方面则是因其时常需要出入官府宴席、瓦子勾栏表演的职业性质，仍被视为以声色侍人的群体而备受歧视。
那么乐伎的技艺属性是否更被强调呢？乐伎张好好与宋引章对话提到，她们既不是私伎，也不是市伎，靠本事吃饭，不必因为身份而感到羞耻。市伎、私伎与乐伎的身份隶属的确不同。顾名思义，市伎为市井私伎，私伎属个人所有，身份类似于婢女。乐伎隶属于官府，要受到种种音乐训练的规范、以从乐作为专业职责。教坊司和地方乐营会组织乐伎练习相应的艺能，为宫廷、士大夫宴饮提供表演。另外，宋代对官员狎妓有诸多限制，规定“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狎妓将犯“逾滥”之罪，朱熹就曾以此弹劾唐仲友。对官员参与乐伎宴饮也有限规，禁止特定职权的官员参与相关宴会。因此，乐伎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有以技事人的空间。
对乐籍的管理朝廷和地方有所不同。朝廷由教坊司负责宫伎的训练和乐籍的管理。地方理论上由妓乐司负责管理乐籍，实际上最终管理权在州县官手中。他们可以决定乐伎的人身自由，能否暂时离开本地、脱籍等。苏轼曾作词《减字木兰花·赠润守许仲涂》：
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肤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句首连起来是“郑容落籍、高莹从良”，意在请润州知州许遵为两名乐伎脱籍。因此，乐伎脱籍与否具有随机性和灵活性，取决于州县官的决意而无明确的法规限定。
如剧中示，乐伎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宋刑统》有《征人防人逃亡》记载：“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一人笞二十，五人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故纵者各与同罪。”对于随意逃亡的乐伎以及帮助其逃亡的人都有严厉的惩处。反之，地方官却可以将乐伎随意安排送人，乐伎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地方官的手中。
乐籍在婚姻方面仍受到歧视。剧中前有欧阳旭因赵盼儿曾为乐籍而悔婚，后又有赵盼儿跟顾千帆交往的种种顾虑，确实体现了这种难以逾越的身份困境。宋代虽已允许乐户与常人通婚，但士人与之通婚却会遭到鄙夷，乐伎被视为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杂类，与官奴婢相似。《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南宋名臣蔡杭对于士人娶妓评价道：
公举士人，娶官妓，岂不为名教罪人？岂不为士友之辱？不可！不可！大不可！
在宋笔记小说中，与赵盼儿被辜负类似的士人登第负心的描述很多，常有乐伎与士人相约高中后成婚，用财产支持士人却被悔婚抛弃的故事。乐伎可以通过表演获得丰厚收入，但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极不匹配，她们的财产常被视为不义之财，容易被觊觎和掠夺，难以得到保障。所以，尽管到宋代已经没有“贱民”的法定身份界定，但是乐籍的社会地位仍然低下，在婚姻、财产权上无法得到社会平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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