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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美国青少年尤其是女孩，生活越来越痛苦：他们可能罹患抑郁症，产生自杀的念头并付诸行动，或被“没完没了的悲伤或绝望”所困扰。
每个时代的成年人往往都会对年轻人的状况感到担忧，因为在对心理趋势的讨论中，危言耸听者更令人信服。根据纽约大学学者乔纳森·海特的记录，愈来愈多迹象显示，美国青少年心理问题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21世纪一零年代初，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海特认为，关键肇因是社交媒体的兴起。美国《大西洋月刊》还列举了其他因素，比如自由派宣扬青少年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校园枪击案频发以及特朗普崛起带来的焦虑。这些原因往往具有更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保守派坚称，这是政治认同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封锁造成的破坏性影响。
笔者认为，心理健康趋势的转变与智能手机日益替代个人社交同步，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加剧了这个问题的严峻程度，并不是令转变发生的决定性因素。撇开数据不谈，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社交媒体恶化了长大成人的经历，这使青春期的一般自我意识感觉更加残酷。
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建立任何类型的世界，但新技术给社会带来压力，并带来了不好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社会中出现了更加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并在21世纪头10年达到峰值。这种自由主义的决定性特征是迅速世俗化和越来越多的性放任，比如对离婚、非婚生子女的宽容。
在奥巴马时代早期，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些趋势是积极和健康的，或者至少是可持续和可控的。它们没有产生保守派一直担心的社会混乱，犯罪率、双亲家庭的衰落可以作为一个经济问题处理，而且美国蓝色阵营（至少是中上阶层者）似乎成功地平衡了道德自由和个人责任。
但随后，智能手机革命给了在家庭稳定性较差、对宗教依恋较弱、强调自我创造和对“规范性”有强烈敌意环境下长大的人机会，帮助其打造并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世界。这些人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网络世界，它在有毒的自恋和暴民的团结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其所谓的治疗话语与真正的社区脱节，反而充满了阴谋主义和意识形态狂热，以及模仿性的苦难和绝望的灾难主义。
所有这些都使社会自由主义看起来比2008年更加不可持续且具有自我破坏性，它不仅受到政治激进主义和回归无序的威胁，而且受到家庭和恋爱关系崩溃的威胁，甚至受到可怕的原子化和生存恐惧的威胁。
如果你哀叹技术对社会的冲击并试图改变其影响，是很有意义的。但人们也应该有更深入的审视——曾经看起来稳定和成功的东西，如今似乎更像是一棵被挖空的树，而其之所以还矗立着，只是因为风是轻轻吹拂着的，但这棵树迟早会被像斧头一样挥动的智能手机砍断。（罗斯·多赛特 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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