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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苏州的关系似雪泥鸿爪，“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不像白居易那样，接续担任过杭州太守与苏州太守，还在苏州长住一年多。苏轼一生经过苏州八次，每次行色匆匆，只有1074年（熙宁六年年底到熙宁七年秋天）三度经过苏州，与王诲、闾丘孝终交往密切，诗酒风流，恋恋不舍。在此之前，他在熙宁四年（1071）由汴京赴杭州担任通判，途中过访苏州，走马观花，观赏了虎丘与报恩寺，对这两处当时的著名景印象深刻。在熙宁六年年底经过苏州的时候，苏轼为报恩寺写了《苏州请通长老疏》，邀请阊门外枫桥水陆院的通长老到报恩寺担任住持。与通长老的密切来往，引出了一位崇拜苏轼的“粉丝”，即是世居枫桥的著名孝子姚淳，仰慕之不足，还由通长老的关系，结识了苏轼，殷勤致送礼物。
姚淳一心结识苏轼，除了纯粹仰慕这位文坛巨星，感受星光辐射的荣耀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动机呢？
苏轼离开苏州，回到杭州不久，调任山东，到密州去当太守。他刚到密州，就给通长老写过一封信说：“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后面还带了一句：“三瑞堂诗已作了，纳去。然恶诗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这封信提到，他在苏杭游历湖山，逍遥自在，美景美食，还有知心的朋友相聚，诗酒风流，好不快活。现在到了偏僻的密州，虽然繁杂公务减少了，但是城中没有可以悠游的山水，寺庙鄙陋，僧人粗野，再也没有可以谈话的高僧大德，实在闷气。抱怨密州地方粗鄙之余，信的结尾说到，他写好了三瑞堂诗，却是首不登大雅之堂的“恶诗”，自己是不想给人看的，可是有人追着要，“不敢不作也”。
这个追着苏轼索要诗篇的人，就是姚淳，定了题目，要苏轼写一篇诗文颂扬以孝义传家的姚氏三瑞堂。这个三瑞堂，在宋代苏州是相当有名的。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四：“三瑞堂，在阊门之西枫桥。孝子姚淳所居，家世业儒，以孝称。苏文忠公往来，必访之。尝为赋三瑞堂诗。姚氏致香为献，公不受，以书抵虎丘通长老云：‘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香八十罐，却托还之。已领其厚意，实为他相识所惠，皆不留故也。’”苏轼往来苏州，是不是“必访之”，我颇为怀疑，但姚淳崇拜苏轼，应该是真情实意的。不过，追着苏轼写歌颂他家族的诗篇，却让苏轼深感憋屈，所以特别说明不接受馈赠的八十罐沉香，免得以后还有什么瓜葛。
《苏州姚氏三瑞堂（姚氏世以孝称）》这首诗收在《苏轼诗集》卷十二，实在有点敷衍了事，我就不录了。施元之、顾禧、施宿的《注东坡先生诗》特别提到，曾亲见诗帖刻本，“乃十二月十二日作”，可以证明，此诗写于熙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之前，也就是1075年年初，苏轼刚到密州，就为了偿还苏州的文债而写，还在给通长老的信中，透露了十分的不情愿。
施注此诗还说：“三瑞堂在阊阖门外道间，密迩枫桥水陆院。初，姚氏之先墓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异，遂以三瑞名其堂。枫桥水陆长老通公者，东坡倅杭时往来吴中，舟必经枫桥，识通。姚氏子名淳者，因通以求诗，而坡盖未始识淳也。”明说了姚淳认识苏轼，夤缘于通长老，不能算是真正的相识。至于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记：“阊门之西，有姚氏园亭，颇雅致。姚名淳，家世业儒。东坡先生往来必憩焉。姚氏素以孝称，所居有三瑞堂。”恐怕只是传闻，也是范成大记载讹误的来源。
看来“粉丝”借着攀附而出名，很难打发，自古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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