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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报道，广州一位女子，之前囤了一盒体温计，最近小区群里有邻居反映缺体温计，她就把多的11支体温计拿出来送给了大家。
这样的事在当下有很多。还有更多分享药物的。一盒布洛芬，通常有16颗以上，而一个人4颗就足够了，我们小区就有人把布洛芬分享出来。
成都有名的白夜酒吧，主理人是著名诗人翟永明。她自己买不到药，靠朋友赠送才有了保障。这给她很大启发:农村有很多人买药困难，为何不发动大家帮忙呢?于是，白夜发出号召，呼吁人们捐出多余的药物，再联系有急需药品的乡村。目前，他们已经发出了第一批退烧药到四川农村。
最近几天，全国各地都在上演“抢药”“囤药”戏码，造成大面积买药困难。坦白说，这是一个人类难题。我在日本访学的时候，台风来临之前，也是所有超市都被抢购一空，这就是人的天性。但是，我对此也并不太担心:出于恐慌抢到的药物，并不会全部吃掉，接下来会有一个“二次流通”，很多人会给亲戚、朋友，乃至寄到遥远的乡村。
只要人和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就不会有真正的短缺。我周围的朋友，有不少在发烧的时候根本没有药物，但是都很快就能收到朋友、邻居的馈赠。即便是在河南农村老家，“药都卖光了”，我七十多岁的父亲仍然找到了退烧药和治疗咳嗽的药。
这里有一种中国人特有的应对危机的习惯。囤货是防范于未然，而不是因为人们自私。遇到苦难的时候相互帮助，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在所有的“互助”中，尤其值得欣赏的是小区内邻居之间的互助，在大城市，这样的互助也更普遍。
疫情的早期阶段，人们恐惧“阳性”，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呼吁把阳性邻居拉走的事。12月初在某个大城市，还曾有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问题:邻居阳了，是否愿意接受他居家隔离?这背后是疫情对邻里关系的复杂影响:不管如何，以隔离为核心的防控，容易让邻里关系变得紧张，并且减少总体上的社会信任度。
而在防控措施持续优化之后，我所在的小区群里，第一个说出自己阳性的邻居还有点小心翼翼，但是她没有引来任何指责。大家仿佛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科学主义者，都在安慰她。实际上，阳性很快就大量增加了，但我却没有感受到任何恐惧的气息——但是想一想吧，就在两周之前，小区里来几个大白，还让不少人害怕呢。
因此，最近各地都在发生的邻里之间分享药物、体温计的做法，显得意义重大。这种互助不仅修复了邻里关系，也增加了社会互信。如果说疫情给“社会”带来了一定后遗症的话，这种自发的互助则是一种治愈，它大大提高了“社会”的免疫力。 (张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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