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像 （局部，赵孟頫绘）
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描写的是周瑜举重若轻、指挥若定的潇洒姿态。然而，其中提到的“羽扇纶巾”，从古至今的普遍看法却并非周瑜的常备行头，相反恰恰是“气死”周瑜的冤家诸葛亮的代表装束。东坡先生这样写，似乎跟读者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羽扇纶巾”并非诸葛亮的专属
羽扇很直观，不必细说，但什么是纶巾，现代人很难想象。明代百科式图录类书《三才图会》中讲到“诸葛巾”时，是这样描述的：“诸葛巾，此为纶巾。诸葛武侯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正此巾也。因其人而名之。”至此，看似把纶巾的所属问题坐实了。
但是，纶巾作为一种首服，是否就因为诸葛亮曾经佩戴，一定不会出现在周瑜的头上呢？这样的结论未免太过武断。事实上，东汉末年以及三国两晋时期，在贵族名士中间的确兴起了戴巾的潮流。
按照《晋书·舆服志》的记载，袁绍就喜欢头戴缣巾（双丝细绢制的头巾）指挥作战，公孙瓒、孙坚等也都有戴巾的传说。照理这些人都是军事领导，带兵打仗应该头戴武冠，戴巾是一件反常的事情。然而，潮流之下的反常不会遭到指责，甚至会受到赞美。
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比《三才图会》的作者更早，这位大才子的见识也远远高于普通人，所以更为合理解释是，在那个年代，纶巾并非诸葛亮的专属，完全可能出现在周瑜的头上。苏东坡写词的时候，世上并无《三国演义》，用羽扇纶巾表现周瑜的潇洒，当然没有异议。只是从明代开始，由于小说的刻画，诸葛亮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这份荣耀才专属于他，周瑜的首服则画成了另外的样子。
巾、冠、帢，古人的“头等大事”
古代巾和冠的主要区别是：巾多是软性材料为主体，冠则多为硬质材料；巾可以直接戴在头上，既不需要加贯穿发髻的簪子，也不需要用缨在下巴处打结固定——而绝大部分冠少不了这两个部件。所以，如果看到诸葛亮的画像或雕塑上出现了簪、缨，说明创作者的理解出现了错误。
“东坡巾”引领宋代时尚
苏东坡写下“羽扇纶巾”，说明他内心对巾有一种认同。以他的豪放性格、跌宕人生，还有巾的亲民属性，几乎注定会喜欢这种首服。在宋代引领时尚的“东坡巾”，就由他创意成形。
《三才图会》中写道：“东坡巾有四墙，墙外有重墙，比内墙少杀，前后左右各以角相向，著之则有角介在两眉间，以老坡所服，故名。”这说的是，东坡巾的主体是个高桶，有四个角；在高桶之外有围墙，要比高桶低一些；高桶的前后左右各有角，戴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只角处在两眉之间。
据说，东坡巾是苏东坡在监狱里制作的，因为身为囚犯，不能再穿戴官服，所以制作了一款新的巾。当然，苏东坡的真实意图已无从知晓，那个时代的审美也跟现在不同。现代人确实不容易看出这顶东坡巾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是外圆内方、中规中矩嘛。
但，真是这样吗？苏东坡的个性被监狱生活磨没了吗？我们不妨再用现代思维对东坡巾做一些分析。
首先，东坡巾的形状，其高桶很高并且方方正正。我们假设这个内桶象征了苏东坡本人，方正、高耸、棱角正对前方，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其次，在高桶之外有一圈围墙，可以理解为想要禁锢住苏东坡的监狱，但苏东坡的豪放个性和旷世才华怎会被一圈围墙所禁锢？于是，围墙被高桶撑破，形成了缺口，仿佛是他的思想冲破牢笼。
这样理解，未必是苏东坡的本意，但这样理解，能让我们看到苏东坡的才情、风骨、灵性、智慧。
东坡巾一诞生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们可能只是在乎款式与众不同，可能是因为崇拜苏东坡的名声，但一定也会有人是理解了东坡巾背后的涵义却心照不宣，只用行动来欣赏和呼应，作为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安慰——这样的人，就是传说中的知己。
回望历史，我们也许能够明白祖先在他们所处情境之下的选择动机，以及选择所带来的文化影响。(李任飞)（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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