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悦读宋韵节正在进行中。11月27日启动现场，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以“华夏群星闪耀时”为题，带领线上线下听众，走近千年之前的“文人天团”——欧阳修、范仲淹、富弼、司马光、韩琦、李公麟、苏轼、米芾、黄庭坚……细说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当天直播观看人次高达26万。
赵冬梅教授从历代王朝疆域对比切入：宋朝在版图上是“小帝国”，但在文明史上却是“大时代”，是华夏文明的“造极”期。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
通过援引史书上丰富的人物事例，如范仲淹事君顾全大局、欧阳修做官以“不扰”为善政、富弼青州救灾堪称模范……赵冬梅教授介绍了士大夫们的思想追求，以及诞生这种社会文化的时代背景。
(资料图)
范仲淹等人是宋朝千千万万士大夫的代表，这些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高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高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关心国家政策、公共道德、思想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追求儒家理想社会的大道。以史为镜，宋代给我们今天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带来诸多启示。
以下是赵冬梅教授演讲的部分内容，扫描左侧二维码可提取直播回放和讲座实录全文。
欢迎各位师友，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杭州，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宋史的一点心得。
首先，从帝国疆域版图上看，相对于汉、唐，宋朝——从北宋到南宋（960年~1279年），就版图而言，是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与金、西夏、蒙古、西辽、吐蕃等政权并立——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大中华的范围之内。然而，对于华夏文明的发展，宋朝却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我称它为“小帝国的大风范”。
关于“小帝国的大风范”，卓有见识的前辈学者已做出了他们的判断。
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认为，在宋代发生的一些变化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子。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钱穆先生：“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另一位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就更进了一步，他对宋代发生的变化做了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价值判断。陈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先生说这话的时候是在194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他本人当时正在桂林避难。他觉得直到1940年代，华夏文明的巅峰期仍然是宋代。“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还仍然是在“复振”的路上。
当然，我的祖师爷邓广铭先生有一个相对又收回来一点的判断，他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邓先生这个说法稍微往回收了一些。如果把经济、技术、外来文化等因素加进去，这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判断。但就今天我学宋史的感受，如果我们谈政治文化、谈文化，毫无疑问我个人还是站陈先生这边，就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明，是一个华夏文明的造极期。我个人是站在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来认同陈先生的观点的。
宋代作为华夏文明的造极期，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志，是什么？
就是此间有千古风流人物。
这些千古风流人物照耀华夏基础，他们照耀了过去、照耀了现在，而且我相信只要有汉字在，只要有汉字所承载的华夏文明在，那么再过一千年，这些人物仍然能够照耀我们的文明，而且我相信它也会照耀人类文明。因为这中间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看看苏轼“朋友圈”的这些人名，你会同意我的判断——这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
在这个朋友圈，我们能看到苏轼、苏洵、苏辙、司马光、吕公著，看到欧阳修、范仲淹、富弼，还有画家李公麟等等。
在这样一张图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内，我们能够看到华夏群星璀璨的样貌。如果我们把时间扩大至两宋，那么闪耀其中的群星其实是更加璀璨的。
这些群星是谁？他们是宋代的士大夫。
刘子健先生（著名宋史专家）在《中国转向内在》一书曾经这样介绍：“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级。”
北宋“士大夫”的核心和主流，就是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
按照今天一般的讲法，科举始于隋。但是，科举真正改造了中国社会，是从宋代开始。
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比如北宋的71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占到了92%，副宰中占到了91%。
北宋的蔡襄曾经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读书读得好的士大夫，在宋代是包打天下的。
何怀宏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人累科举》当中有一个总结，他比较宋代社会和唐代社会说：“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或如陈寅恪所言，是一个有赖于门第的旧贵族与借助于科举的新贵族并存及相争的社会。”到两宋时期就发生了重要变化，“宋代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等”，通过这些理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达到“取士全然不问门第”，关键就看自己。
因此宋代的士大夫，他们是一群新人，“多出草野，贵族就无论新旧而皆消亡，社会渐转成一个完全的科举社会了”。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梦的社会。
宋代通过科举考上来的这群士大夫，他们是一群新人，他们不同于旧贵族。在宋代以前，是家族决定个人，从宋代开始，可以是个人决定家族。新人创造了新政治、新文化。新在哪里呢？
苏轼给欧阳修的文集《六一居士集序》写的序里是这样总结的，这群人“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他们有非常高的儒学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理想；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忠诚的对象不是皇帝个人，而是皇帝所代表的江山社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有道统自觉，以真理的继承人、儒家的继承人为自己最核心的认同。
除此之外，这样一群人作为国家的官员，他们不是书生，只是读书写文章，他们是实干家，是能够做事的官员。
刘子健先生这样总结说：“他们是文臣中的儒臣，守原则，重理想。”“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域。……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们）对官僚生涯的渴望。他（们）是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儒）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句话，（这群人）他（们）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
这就是士大夫和士大夫所创造的政治。
赵冬梅讲座实录
文字整理 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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