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薇安·迈尔，1926年生于美国纽约，街头摄影艺术家。在法国长大，后重返美国，曾在芝加哥做过40年家庭保姆，热爱摄影，一生拍摄了超过10万张照片。2009年去世，之后作品闻名于世。近日，其“自拍”摄影作品展《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展出。
2021年3月，沙尘暴造访京城。尘埃落定，今日美术馆迎来了一个“自拍”摄影作品展——《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本次展出分“保姆外衣”“隐形人”“摄影师”几个主题，共展出83张自拍系列以及9个超8毫米影像作品，讲述着这位天才女摄影师的传奇人生。
(资料图片)
展厅内静悄悄的。不少观众独自前来，与薇薇安·迈尔照片中的她对视，但照片里的她通常并没有望向观众，而是望着更远的远方；结伴而来的观众则低声交谈，时而摇头、时而颔首，试图通过交流去更深地理解这位女摄影师。偶尔传来的背景音，来自展厅里的影音室，里面滚动播放着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黑暗中，有人潸然泪下。
惋惜也好，感动也罢，观众各怀心绪。展厅门外竖立的巨大展板海报上，薇薇安·迈尔端着那台禄莱相机，右脸隐于黑暗，左脸袒露在1953年纽约初秋的阳光下，摩天大楼、阳光、穿白色短袖的行人都成为她的背景。对着玻璃窗，她按下快门。
此刻，她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姆，倒像是一个无冕的君王。她静静地观察着这个世界，带着一点嘲讽、一点自大、一点卑微、一点怜悯，还有十分的热爱。
寻找薇薇安·迈尔
2009年初，密歇根湖边的芝加哥尚未从冬日复苏，一个瘦高的老太太佝偻前行，陈旧大衣压在她的身上。突然，她被一个冰块滑倒，头撞在地上。附近有人围上来，人们急切地呼叫救护车，其中一个人认识老太太，老太太对此人说：“你能帮帮忙吗？我要回家。”这人无奈地耸耸肩。救护车到来，老人被送到医院。
4月，密歇根湖面的冰融化之时，老人病逝。
这位老人名叫薇薇安·迈尔，她几乎没有遗物。早些年，薇薇安曾将个人物品存于储物仓，因未支付租金，大部分家当都已于几年前被拍卖——由于欠租金，存放物品被拍卖。
2007年，26岁的马卢夫正在写一本关于芝加哥建筑历史的书，为搜集资料，他参加了一场旧物拍卖，花380美元买了一只旧皮箱，里面有4万张底片。拍卖行的人告诉他，皮箱的主人是个摄影师。当晚，他瞥了眼皮箱里的底片、信件等遗物后，便将其搁置了。某天，他心血来潮，突然对那些底片产生好奇，于是将照片冲洗出来，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立即上网搜索底片的主人——薇薇安·迈尔，什么信息也没有。
之后，马卢夫购买了更多薇薇安·迈尔的物品。他得到了约15万张底片。看着这些照片和旧物，马卢夫心中充满疑问：这个摄影天才是谁？
带着疑问，马卢夫试图重现薇薇安的人生。但因线索太少，一无所获。有一天，他挑选出一些照片，挂在Flicker上分享。在薇薇安的镜头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街头极富感染力的图景被定格下来。没想到在网上掀起一阵热潮。
人们议论着这些照片，薇薇安的身世愈发神秘。直到2009年，网上出现一则讣告：薇薇安·迈尔于老人院去世。讣告是根斯堡兄弟发的。50多年前，薇薇安·迈尔曾是他们家保姆。
沿着这条线索，薇薇安·迈尔的人生故事被挖掘出来。这年年底，英国《独立报》刊登报道《小妇人大摄影：一位法裔保姆镜头下的50年代的美国》，由此，薇薇安进入主流媒体，她被称作“神秘保姆”。接着，全球的美术馆开始展出她的摄影作品，她被公认为是与黛安·阿勃斯（1923—1971年，美国新纪实摄影的代表人物）等街头摄影大师齐名的摄影师。
2013年，马卢夫着手拍摄薇薇安·迈尔的纪录片。两年后，《寻找薇薇安·迈尔》登上了奥斯卡，并获得当年最佳纪录长片的提名……薇薇安·迈尔去世后被推上了“神坛”，甚至有人称她为“摄影界的梵高”。
左图：发现薇薇安·迈尔照片的马卢夫。中图：纪录片《寻找薇薇安 · 迈尔》海报。右图：薇薇安·迈尔的照相机。
“我就像是一个间谍”
“自相矛盾”“大胆”“神秘”“古怪”“内向”……在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片头，曾在生活中与薇薇安有过牵连的人们如此说道。在其中一个人的记忆中，薇薇安曾这样介绍自己：“我就像是一个间谍。”
这并不奇怪，薇薇安·迈尔一生过着隐秘的生活，关于她的生平故事寥寥无几，且都通过他人陈述。在这些陈述和相关资料的记载中，一个女摄影师的人生被拼凑出来。
1926年，薇薇安出生在纽约市，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很早就离开了家。一份1930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著名女肖像摄影师珍妮·贝特朗曾与她们住在一起，人们猜测薇薇安爱上摄影与其有很大关系。1930年她和母亲去了法国。1949年，23岁的薇薇安·迈尔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间的小村庄里举起了相机，开始拍摄照片。
1951年，薇薇安·迈尔只身返回美国。初回纽约，为了生计，她在工厂做缝衣工，但很快就厌烦，后来辞去工作，几经辗转，做起了保姆。有了稳定的食宿和相对自由的时间后，她开启了自己的摄影之路。
对薇薇安来说，她的世界是由“咔哒咔哒”声组成的。每次出门，她都背着相机，随时随地拍摄。其中有一组著名的照片拍摄于1953年圣诞前夜。当时，她走在寒冷的纽约街头，忽然看到在路灯下有人打斗，一个警官和另一个叼着雪茄的侦探正将一个被打蒙了的男人拖过街头，她赶紧装上闪光灯，对着3人按下了快门。紧接着，她还跟踪拍摄了后续行动：她站在离路边几英尺远的地方，拍下了两名血迹斑斑的男人坐靠在一辆黑色的轿车上。这组照片看起来就像经典的黑色电影，充满了血腥与暴力。
1956年，芝加哥的根斯堡一家在报纸上刊登了找保姆的广告，薇薇安应聘，之后，她开始照顾根斯堡的3个儿子，一直到1972年孩子们长大成人才离开。根斯堡夫妇尊重她，孩子们也喜欢她。在这里，她将专门留给她的厕所改成了暗房，不让任何人进入。
这16年，是她一生最稳定、快乐的时期，也是拍摄照片最多的时期。她游走在街头，不断地按下快门，街头的乞丐、哭闹的孩子、黑帮分子、面露轻蔑的贵妇、死于街头的流浪猫、瘫倒路边的酒鬼……各色人等和社会景象，在一张张照片里定格。
在拍摄他人的同时，薇薇安还有很多自拍。本次展览，集中展出了她的自拍照。这些自拍大多是从镜子中、街边橱窗中、汽车玻璃中反射所得，薇薇安从镜子里观看自己，同时，她还框取下外部的情景，比如鞋帽店橱窗，比如她雇主家的花园洋房。其中有两张著名的照片，准确诠释了她与自己的对话：一张是她映在路面上的影子，影子的胸前有一朵花；另一张即为此次展览的海报照片，她将自己的一侧隐匿在阴影中，只留下轮廓剪影，另一侧是具体而丰富的自己。
“她有一个自由的灵魂，我的工作是如实将之展现出来。”西班牙diChromaPhotography总监、此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安妮·莫林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薇薇安用自拍来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确立自己在某时某刻某地不容置疑的存在——一切有照片为证。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薇薇安·迈尔游走在街头，拍下很多照片。
“我的一生就在这些箱子里”
拍得多了，薇薇安的心中涌现出一个庞大的摄影计划。1959年，她向根斯堡家提出环游世界的请求。雇主给了她8个月的假期。她提着沉重的箱子、挎着相机，只身一人去了也门，印度，北京，香港，欧洲。她拍笑起来露出大金牙的酋长、戴草帽的没有牙的老农民、街市上包着头巾的男人、穿红色僧袍的和尚、正在做祈祷的穆斯林。
旅程结束时，她带着1万张照片回到了芝加哥。
“薇薇安·迈尔的镜头语言非常丰富。这与她强烈的个性有关。她又时刻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无法判定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她的个性包含了太多面。”安妮·莫林说。
除了拍摄街头故事、记录各种人的生活，薇薇安·迈尔还追星——奥黛丽·赫本以及艾娃·加德纳。1953年9月30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艾娃·加德纳将于今天下午3点亲临国会剧院大厅。”薇薇安早早给雇主家做了午饭，挎上相机去了城里。等到艾娃·加德纳出现，人群里响起尖叫声时，她挤到加德纳身边，借着她签字瞬间按下了快门。
1964年10月23日，薇薇安·迈尔拍下奥黛丽·赫本在芝加哥参加《窈窕淑女》首映式的场景。
上世纪70年代，薇薇安还追踪名人事件背后的故事，包括肯尼迪家族故事、水门事件、芝加哥政坛风云。此外，她还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这个世界。有时，她会拿着录音笔去超市或街头采访人们对于新闻时事的看法；有时，她端起摄像机拍摄，甚至通过走访拍过一部DV《1972年芝加哥母婴命案》。在这次展览的“保姆外衣”展区，一面墙上静静播放着薇薇安拍摄的孩子们的无声影像。
离开根斯堡家后，薇薇安·迈尔开始辗转于多个家庭做保姆。没有结婚，没有孩子，陪伴她的只有照相机。她没完没了地到处拍照，结果很多照片都没钱冲洗出来。上世纪80年代后，经济上的压力和生活的不稳定使她的摄影陷入停滞，但那时她已经积攒了很多照片和底片，还有一些艺术书籍、剪报、录影带，等等。她把它们装在一个个箱子里，1987年她曾在面试时告诉眼前的雇主：“我的一生就在这些箱子里。”
隐形的记录者
没有人知道薇薇安后来的人生是如何度过的。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根斯堡家的孩子又重新联系上她，为她租了一个小公寓。此后，她独自过着贫困的生活，直到2009年去世。
生前隐匿而低调，死后却名声大噪，这是薇薇安本人未料到的。随着照片公布于世，她本人及其作品的价值也得到重视。“对于什么构成了美国社会，她有一种非常开放而又包容的态度，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大部分摄影师所缺少的。”美国著名摄影师乔尔·迈耶罗维茨说。
“如果说这些照片、影像宣告了薇薇安的存在，那或许是因为她本来是‘隐形的’，与众多相似社会环境中的人一样。60年代‘美国梦’盛行开来，在全速跃进的美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中达到顶峰。那里曾是充满可能的机会之地，而社会底层的工人，被遗忘、被边缘化的人，在美国梦中并未获得一席之地。”安妮·莫林说，薇薇安关心社会，她既是自身画像的记录者，也是平凡生活写照的在场者。
平凡卑微的保姆，才华横溢的摄影师——真实的她到底什么样？通过这些自拍照大致可以勾勒出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高大、短发，常常穿男士衬衣、大衣和靴子，爱戴毡帽，脖子上总挂着一个方形的禄莱相机。展览的最后一幅自拍照，摄于1986年。画面里，一个佝偻着的老太太戴着一顶歪斜的红帽子，系着围巾，布满皱纹的左手举着相机，相机遮住面孔。她蜷缩在厚厚的黑色大衣中，歪靠在墙上，孤独而神秘。
在生前留下的资料中有段录音，她是这样说的：“我想，没有什么可以成为永恒。我们必须为其他人腾出空间，就像一个滚动的车轮，一直走到尽头。然后会有人替代你的位置，循环往复。”（刘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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