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冤枉的！”
谈起往事，汪康夫情绪仍然激动。他说的“冤枉”，指的是56年前的一桩强奸案，汪康夫曾因涉嫌强奸两名还在上小学的女学生而被判刑10年。他激动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事情已经过去了56年，怎么好凭他的一面之词，就认为他确实是被冤枉的呢？
汪康夫真的有证据，他的起诉书就是证据。一般的判决，都会写明具体的犯罪情节还有受害者等信息，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汪康夫的起诉书上，只写了他强奸多少名女学生，没有过程，也没有受害者的姓名，只有空洞洞的数字。这样的起诉书确实是让人生疑，如果铁证如山，为什么不写出来呢？
学生眼中的好老师，别人眼中的强奸犯
出事前，汪康夫曾是莲花县沁水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老师几乎就是孩子了解外面世界、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
汪康夫也深知自己的工作，对于眼前这些幼小的孩子有多重要。虽然那时他也才20岁出头，没比学生们的年龄大太多，但却真的把这些10多岁的学生看作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在他教书的几年时间里，不论是老师、学生还是家长，都对他评价颇高，觉得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好老师。汪康夫对此也十分开心，沉浸在这种温暖的氛围里，仿佛已经能看到自己几年后桃李满天下的模样。
但这一切都停止在了1966年5月16日那一天。他没有成为受人尊敬的好老师，却成了人人唾弃的强奸犯。
那天，汪康夫像往常一样在课堂上讲课，课程还没结束，校长就带着几个自称是社会教育工作组的人来教室找他。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汪康夫说可不可以等他下课再说，再有几分钟这节课就结束了。但几个人里带头的人却说不行，情况紧急，现在必须跟他们走，希望汪康夫可以配合。
虽然汪康夫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看校长和这几人严肃的表情，觉得应该是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他转身跟班里的班长嘱咐了几句，就跟着他们离开了教室。
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汪康夫离开了教室，接着又离开了学校。这让他很疑惑，便问他们到底去哪，发生了什么事？可不论他怎么问也得不到回应，直到被带进了一个小房间内。
进到房间后，之前的带头人先是问了汪康夫诸如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几个基础的问题，这让汪康夫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像个犯人。询问过这些基本情况后，对方终于说明发生了什么事。
“汪康夫，我们了解到，有人指控你强奸学生！”
“强奸？”汪康夫对这个人说的话感到无比困惑，这都哪跟哪啊？自己就跟平时一样好好地上着课，怎么就扯到强奸学生上来了。
“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强奸学生的充分证据，材料也已经提交给法院了，相信法院会做出公正的判决。”
“你有什么证据？我没有强奸女学生，你哪来的证据？”
糊里糊涂地被冤枉，汪康夫很气愤，谈话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回到家的他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他不害怕，只是恼怒被人栽赃这件事，他不相信法院会以莫须有的罪名给他定罪。
可让汪康夫没想到的是，在“受害者”的指控书下，很快一审的判决便下来了，他被认定为强奸罪。他以为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误会，所以继续上诉，他觉得只要到了二审，就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二审时，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汪康夫获刑10年，那一年他才24岁。
在监狱里的汪康夫，10年时间几乎每一天都在思考到底是谁陷害他？所谓的证据又是什么？为什么自己会因为根本没有做过的事情而承受无妄之灾？
因为在监狱中表现出色，汪康夫得到了减刑提前释放，1975年时重获自由。出狱后汪康夫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当初写材料指控他的学生，他想要的只是一个真相，为什么要指控他根本就没有做过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通讯技术不发达，曾经的学生们早已经天各一方。汪康夫用了足足4年的时间，才搞明白当初发生了什么。
当初不仅汪康夫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强奸犯，连受害人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了受害人。最初对汪康夫的起诉时，说一共有12名受害女生，最后被法院认定遭受强奸的有洪仔妹和尹福珍两个人。
据她们自己回忆，汪康夫当初被警方带走以后，学校里就有两位老师找她们去谈话，要求她们写信检举自己的老师。她们不明白检举是什么意思，但能感觉到这是对老师不好的事情，所以就没有答应。
但被拒绝之后，那两位老师还是不断要求她们检举汪康夫。到了后来，他们甚至直接把这两个孩子关在了办公室里，威胁她们，如果不把事情交代清楚就不能离开。所谓的检举信，也是有人先写好的，再让两个女生手抄一遍按上手印，这样人证就有了。
2016年，汪康夫的案件在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洪仔妹和尹福珍为了还老师一个清白，也在多家媒体上表示，自己从未被强奸过。
另外的10名“受害”女生，也纷纷站出来表示没有遭受过强奸。当初写下检举信的情景，也和洪仔妹、尹福珍回忆时的情况大同小异，都是受了威胁，必须要“交代”。
这个情况法院早就知道了，早在1986年时，吉安中级人民法院便和检察院联合调查，就此案给出结论：
“当年办案程序不正常，且存在被奸人未有证实材料，检举材料由教师撰写情况。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认同强奸罪，建议撤销原判，予以纠正。”
事情已经调查到了这个地步，应该可以还汪康夫一个清白了吧？但1987年，吉安中院驳回了汪康夫的申诉。理由是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经过反复查证核实的，而“受害人”否定强奸的证词，是在汪康夫的多次纠缠下写的，证据是无效的。
1999年，江西省高院将此案转交萍乡中院受理（莲花县已由吉安市划归萍乡市管辖），萍乡中院的回复与吉安中院几近相同，依旧认定汪康夫“串通被害人否认原检举”，驳回申诉。
被拦腰截断的人生
不仅是蒙受了不白之冤，汪康夫才刚刚开始的人生也被毁了。在经过了6年的牢狱之灾后，汪康夫已经30岁，因为他特殊的身份，哪有清白的姑娘肯嫁给他？甚至连糊口的工作他都找不到。
好在身正不怕影子斜，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以后，乡亲们发现，这哪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正相反，他比谁都要善良。即便自己受了如此大的委屈，他依旧真心待人，所以有人实在看他可怜，给他说了一门亲事。
对方和汪康夫一样，是个可怜人，因为家里“成分不好”，也一直没能结婚。就这样，两个受过伤的人走到了一起。
但婚后两个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好，反而是更差了。因为他们两个都没有工作，养活自己都比较困难，更何况还要养活刚刚出生的孩子。
该怎么养活一家人呢？就在汪康夫一筹莫展，不知道如何挣钱养家的时候，附近一所学校的校长找到了他。
学校里有一位老师出了一些状况，离开了学校，现在有个空缺，想让汪康夫去顶一下。这是汪康夫出狱以后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他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能再做老师。
虽然汪康夫的身份是“临时工”，待遇要比其他的老师差不少，但一个月30块的工资，也足够他养活妻子跟孩子了。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汪康夫对待教学也是一丝不苟。他自己是没资格参与教师的各种奖项评选的，但他带领的班级，却在1985年获得了永新县小学语文“最佳班级”奖。这张奖状，成了汪康夫的宝物。
在生活上，汪康夫已经没有所求了，他想要的只是能够清清白白地离开人世间。
上诉56年，终有进展
1999年，汪康夫继续上诉。那一年，汪康夫所在的莲湖县已经不再属于吉安，而是划到了萍乡市，但结果依然没有改变。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结果与吉安市人民法院相同，都认为当初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更改。
汪康夫自然不能接受，2004年时他继续上诉。这一次，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脆以“不是终审法庭”为理由，又把案子踢回了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又把案子推给了江西省高级法院，但汪康夫上诉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2020年，汪康夫向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上诉。但两个月后，检察院就以“无法查阅原始案卷材料”为由，停止了审查。
2021年4月，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得出结论，仍维持原判，不做更改。被冤枉入狱以来，汪康夫已经从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熬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2021年12月以来，79岁的汪康夫已经住了两次院，情况不容乐观。
汪康夫身患多种慢性病，在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折磨的同时，还伴有房颤、肺部感染、胸腔积液和高尿酸血症。就这样离开人世，他不甘心，他想亲眼看到自己沉冤得雪的那一天。
以他的身体状况，想要再为这事奔波已经不现实了。好在他的小女儿明白，这件事对于父亲来说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她开始替父亲上诉，希望能在父亲去世前有一个好的结果。
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如此的复杂，经过56年申诉也没有结果？汪康夫的律师解释了这个问题。因为时间过去太久了，汪康夫当时出狱就已经过去了6年，等到他找到证据开始上诉，十几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当初关于这起案件，能够找到的记录本身就十分有限。过去了十几年再想要取证，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强奸案本身又是很难鉴定的案件，所以古代都说“抓贼拿脏，捉奸捉双”，以当时的科学技术，如果不是被抓个正着，留下关键性的证据，很难下定论。
之所以当时汪康夫会被这么稀里糊涂就判了刑，主要因为那个年代对于这种案件很敏感很重视，而且警方调查时采取的是“有罪推论”，即先认定你有罪，你没办法自证清白，那你就是犯人。
因为这样的办案方法，造成了很大的冤假错案，所以后来我们国家针对各种案件，都采用了“无罪推论”，即先认定你是清白的，如果找不到关键性的证据，那你就是清白的，也就是所谓“疑罪从无”。
虽然国家的法律更健全了，法律的观念也更进步了。但想要改变50多年前的结果，还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好在国家对于当初的冤假错案也很重视，江西省高等法院每两年左右，就会对一个不公正的案件进行一次纠正。
此外，虽然已经过去50多年，但当初涉案的重要人员仍然可以联系到，所以真的要追查，还是可以找到不少有用的线索的，相信汪康夫可以看到法律还自己清白的那一天。
有人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也有人问“迟到的正义还是正义吗？”汪康夫老人的遭遇，或许就是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
当初我国会采用“有罪推论”，为的就是让正义不缺席也不迟到，能够尽快的还人们一个公道。如果汪康夫真的是会强奸学生的罪犯，那么第一时间将其抓捕归案，并用法律制裁他，是规避嫌疑人进一步危害社会的最好结果。可如果他不是呢？
所以不仅是“受害者”的权益需要保护，“嫌疑人”的权益同样也需要保护。受害者需要正义，嫌疑人同样也需要正义。不能仅仅是因为想要一个所谓的结果，就置“嫌疑人”的权益于不顾。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在民众看来已经铁证如山的罪犯，也依然要为其请律师，让他能够表达，为自己争取权益。我们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不错怪一个好人。
法律的进步，就是为了不让汪康夫老人的经历再次发生。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但仓促的正义很可能就是邪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