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9日凌晨两点，武汉国民党陆军总医院住院部内，发生了一起令人愤慨的案件。
一个叫陈渝的漂亮少妇，安顿好病房里的丈夫和孩子之后，独自拖着疲惫的身躯，抱着脸盆前往医院水房处洗衣服。
却不料，走过长长的走廊，刚经过17号病房的门口时，突然从里面窜出了两个强壮的男人，迅速把她挟持了。
一人用棉纱布捂住了陈渝的嘴巴，一人抢过了她手上的脸盆，避免掉落在地上，惊动医院值班的护士。随后，两人连拉带拽，一起用力将陈渝拖进了17号房间里，并很快就关上了房门，这一切似乎早有预谋。
陈渝吓坏了，手脚乱舞，想要奋力挣脱两人的控制，可惜力不从心，嘴巴又被堵住，根本就无法开口喊“救命”。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陈渝最后躺在地板上，被房间里6名一脸狞笑的歹徒集体轮番凌辱，折磨了近三个多小时·····
事毕，为首的歹徒一脸心满意足，还威胁陈渝：“放你回去，你如果讲出去，我们一定了结你一家人的性命！”说罢，他才打开了房门。
陈渝不敢吱声，缓缓站了起来，穿着被撕烂的旗袍，披头散发，留着眼泪，战战兢兢走了出去。
回到11号病房，轻轻关上门，陈渝望着正熟睡的家人，这才缓过神来，随即一个人蜷缩在角落里，开始偷偷地抽泣·····
一、陈渝不甘受辱，主动举报
9月9日早上，陈渝带着撕破的衣物，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了院长办公室，开始声泪俱下地陈述昨晚惨痛的经历。
原来，陈渝的丈夫叫做楼将亮，是浙江诸暨人，目前职务是国民党整编第九师的上校团长。
她因为在前线作战负伤，又不幸感染了肺结核，一直咳嗽，偶尔还会吐血，病情严重，就转到了后方的陆军总医院来治疗。
由于前方战线吃紧，他所在部队又被调往参加淮海战役，因而，军方没有派勤务兵前来照顾。
楼将亮无奈，只好修家书一封，让陈渝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浙江老家出发，千里迢迢前来照料。
陈渝比丈夫小十几岁，年方二十七，早年毕业于师范学院，容貌清秀，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依旧保持着苗条的身材，平时喜欢穿紧身的旗袍。
因为她打扮不俗，风韵犹存，走起路来那曼妙的身姿，让一众住院官兵看得目不转睛，自然成了医院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所以，当陈渝一个人在水房洗衣服，或者医院食堂打饭的时候，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经常会主动用挑逗性的言语，来骚扰调戏。
陈渝对此只能选择忍让和沉默，从不敢与人发生口角冲突。但日子久了，还是让她感到烦不胜烦。
因而，她为了避开这些无聊的人，最后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开始选择在医院比较人少的时间段，才出来外面干活。
却万万没想到，竟然会在陆军总医院里，一个满是部队官兵的环境，遭到六名歹徒的集体侵犯·····
听完陈渝的哭诉，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祯不由对视一眼，两人都比较吃惊，马上柔声细语不停地安慰，显得颇为同情，答应立刻调查。
两人走到一旁低声商量了一会儿，转头看见陈渝的情绪有所好转，刘家祯就走上前说道：
“楼太太，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为了你个人的名声，我们建议你暂时不要对外声张，以免造成其他病人的恐慌情绪。”
随后，刘家祯用手指了指陈渝手里的衣物，继续说道：“这个应该是证物吧？就先放在我们这里保管。”
陈渝连忙把衣物递给他，用手顺势擦了眼泪，对着两名医院领导说道：“谢谢你们，请一定要为我讨回公道，将17号病房那6个畜生送去军法处！”
“一定！一定！你放心好了。”刘家祯接过证物，忙不迭地满口答应。
这时，院长蔡善德也点头说道：“楼太太放心，医院马上派人调查，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你不如先回去休息，我们有事再找你。”
恰好，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陈渝也知道院长工作很忙，既然答应了展开调查，那此次前来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于是站起身离开了。
二、院方与凶嫌同流合污，毁灭证据
回去后，陈渝却不敢把昨晚的事情，如实告诉丈夫，她是担心他知道后，反而加重病情，如果出点什么意外，更加得不偿失。
中午，陈渝从外面打饭回来，却见到17号病房有人在打扫卫生，走过去一看，里面早已被重新整理，布置一新，连地板都被用水冲洗过了。
这不是毁灭现场证据吗？想想医院依旧没有找她询问，看来院方根本就没有要调查犯罪人的意思，顿时明白，上当了。
陈渝马上失去了理智，怒不可遏地跑到院长办公室，恰好看见刘家祯正在里面整理文件。
随即，陈渝对着他大声质问道：“你们不是要调查吗？17号病房正在清理是怎么回事？”
刘家祯抬起头，并不理会她的询问，开口说道：“楼太太，我们医院的意思呢，你的这件事情，还是用和平解决的方式比较好。”
陈渝愣住了，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问道：“那会怎么和平解决？”
“楼太太，你也应该考虑下你自己和丈夫的名誉对吧？医院已经跟他们协商过了，让他们每人拿出2亿元作为医药费赔偿给你，弥补一下对你的身体以及精神上造成的伤害。”
听完刘家祯这一番话，陈渝整个人都不好了，即刻开始哭了起来。
“你已是为人妻，为人母，其实这件事情嘛，可大可小，不妨认真考虑下这个解决方式？”刘家祯继续劝说道。
陈渝带着哭腔回答道：“我不会考虑！如果只是为了钱，我为什么还要来找你们，不就是想让医院为我伸张正义吗？”
“楼太太，你丈夫现在危在旦夕，你应该多替他的病情着想，还有两个孩子也需要你照顾，多替他们考虑考虑啊······”
“谢谢你的好意，这些情况我都考虑过了，我一定要控告那帮禽兽！”陈渝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刘家祯见她态度坚决，神情不由有些慌乱，继续劝说：“你一个外地人，就算要告，就得先找铺保（担保人），否则就要关起来。那时你丈夫无人照料，孩子没人看管，怎么办？”
陈渝突然明白了，敢情这院方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怕这件事闹大，从而影响医院的声誉，根本就不会在乎她个人的感受。
于是，她也不再争辩，要求刘家祯归还证物，同时立刻派人对她的身体进行医学检查，不想跟他再纠缠下去。
刘家祯本来还想游说，见陈渝一副忿恨不平的模样，知道多说无益，只好还给她早上拿来的衣物，并通知了医生帮她检查。
经过诊断后，医生在病历上只简单潦草地描述了症状：颈部有三处血痕，臀部有伤一处，私处有轻微伤四处。
回到病房后，丈夫楼将亮躺在床上，看见陈渝心情黯然，似乎刚刚还哭过，不停地追问妻子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陈渝本想继续隐瞒，最后还是没有骗过丈夫，只能痛苦失声，双腿跪在床边，把昨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楼将亮听得咬牙切齿，气得连连咳嗽不止，吐出了几大口血，又恨自己身为军人，连妻子的安全都保护不了，心情没缓过来，气恨交加，一下子就陷入了昏迷。
让他们夫妇俩都想不到的是，医院如此百般包庇这帮歹徒，实际上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秘密。
随着国民党部队在前线的接连溃败，军人们早已没有了战斗的信心，不少军官声称身体不适，患有慢性病，请求入院治疗，借此逃避作战。
住院部17号病房里的六名“病人”就是此类情况，他们都与医院人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起案件里，首犯是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中校崔博文，却是医院主任张大夫的好友。少校军医曾玄名的妻子就在医院工作，是该院的护士。上尉军医凌志同时也是医院的检验员，汉口警察局督察员查大钧是张主任的同学、学员袁尚志的叔叔则是医院的长官。少校副官石磬的兄弟是医院的医务长······
因而，陆军总医院的院长蔡善德和刘家祯，听陈渝举报了这起案件后，几乎都不约而同想到了如何尽快“息事宁人”，根本就不会展开调查。
三、夫妇同仇敌忾，诉至媒体
三日后，楼将亮夫妻俩经过商量，决定干脆豁出去，把事情向外界曝光，希望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寻求公正的审判。
陈渝先后找到武汉汉口市妇女会、浙江同乡会、汉口参议会等有关部门，如此丧尽天良的恶劣案件，立刻引起了妇女会负责人张人骥的强烈关注。
对此，张人骥不仅召开会议并成立了“武汉妇女界陈渝案件后援会”，还亲自带着陈渝前往武汉警备司令部报案。可是，警方却未采取任何行动。
很快，一位叫商若冰的报社记者也得知了此事，特意上门采访了陈渝，然后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正风报》上，瞬间引起了社会广大关注。
这一起令人发指的惊天丑闻，还迅速得到汉口三名知名律师的支持，表示愿意无偿为陈渝提供法律援助。
这起案件为何会得到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这就必须提及一个月前的“景明楼事件”。
1948年8月7日晚9:30，武汉市汉口景明大厦五楼里，参加交际舞会的30多名社会“名媛”（其实大部分都是歌厅小姐和官员们的如夫人），竟然被20多名美军军官强行关闭大门后，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猥亵和凌辱。
此事曝光后，南京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惩治犯案的美军军官，并且还下令封锁消息，仅仅抓了5个组织舞会的中国人当“替罪羊”，让美国人全部都逍遥法外，从而引起了所有人的愤慨。
如今时隔一个月，武汉国民党陆军总医院又发生了如此耸人听闻的“妇女被六名歹徒凌辱”的案子，广大民众自然纷纷响应，要求政府严惩凶手。
第2天，汉口当地各大报纸也转载了陈渝一案。随着案件的不断发酵，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也获知了此事。
在白崇禧的命令下，国民党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军法处只能将崔博文、凌志等六名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
案件并未就此结束，见事情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反而将错就错，在看守所里集体统一口径，从始至终拒不承认凌辱了陈渝。
不仅如此，六名犯罪嫌疑人联合起来，串通医院方面组织51人写了一封联名信，表示陈渝无中生有，不过是想诬陷他们，希望军法处派人前往医院到肇事地点详细侦查，询问住院官兵的意见。
同时，他们还采取了恐吓的手段，目的就是让陈渝一家知难而退，赶快乖乖认怂，早点撤诉。
9月21日下午，陈渝的4岁大儿子从病房出来，跟着一个医院护士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让她心急如焚，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
不过，或许是见到陈渝依然不肯屈服，加上社会舆论太大，对方并没有痛下杀手，最后还是把小孩送到了警察局。
第二天，陈渝看到报纸上的新闻，才急匆匆地去警察局领回了孩子，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几乎让她心力交瘁，心理差点彻底崩溃了。
四、凶手不肯就范，倒打一耙
10月5日，军法处派人前往进行调查，医院方面依然极力包庇，就连口供也出奇一致，所有医生均异口同声：“不清楚。”
17号病房的相邻房间的病人们，也全部回答：“9日晚上睡得太熟，夜里并没有听到动静，这件事情应该是假的。”
与此同时，六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们，开始连续三天在武汉当地各家报纸展开舆论反击，表示这起案件明显证据不足，陈渝精神不正常，警局应该把她抓回去进行详细审讯。
如此一来，广大民众由于不知道具体案情，只能通过报纸的事件报道了解，被弄得迷糊起来，致使事件进一步发酵，引起了社会大众更加强烈的关注。
六名嫌疑人的家属，还趁机买通了医院方面，开着几张假病危证明，跑到军法处“喊冤”，表示她们的家人已经进入到肺结核晚期，如果一直在看守所关押的话，容易造成意外死亡，并且会扩散传染其他人，强烈要求保外就医，回到武汉陆军总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军法处颇感无奈，加上暂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只能让六名犯罪嫌疑人全部重新回到了17号病房。
1948年10月27日，六名被告竟然还胆大妄为，目无法纪，以为胜券在握，此后指挥家属开展了更大的舆论攻击。
崔博文妻子牵头，率先向陈渝发难，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被诬陷家属敬告社会各界书》，作为他们的公开声明。
“认为陈渝经医院检查，身体并没有明显被凌辱的迹象，所穿旗袍短裤有可能是其自己故意撕烂，以此作为被凌辱的证据。”
“17号病房内并未找到任何痕迹，陈渝恐怕是有妄想症。如果当晚真的被多人凌辱，应该神志不清。处于昏迷的状态······显然其所报案件纯属虚构。”
“9月9日当晚的气温很高，几乎所有病房都未关门，医院也有护士值班，如此大的动静，其他病人不可能充不闻，怎么会没有一人听到？”
“六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属于知法懂法之人，绝无可能集体犯下此等罪行！况且，崔博文与曾玄名都已有家室，妻子就住在武汉本地，定期见面，不可能去做这种卑劣之事·····”
然而，这篇《敬告书》如此长篇大论，言之凿凿，似乎并无啥用。社会大众有些并不领情，认为这纯粹是为了摆脱嫌疑而狡辩之词，大家反而是开始同情陈渝一家人。
此时的陈渝，除了每天以泪洗面，强撑着照顾病重的丈夫和孩子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为了不被外人指指点点，胡乱议论，只能一直闭门不出。
五、凶手刑场处决，大快人心
白崇禧原本无心过问这个案件，但迫于社会压力方面很大，如今此案闹得人尽皆知，不得不进行干预。
其次，他也考虑到前线将士们正在冲锋陷阵，与解放军进行激烈的战斗，心里有些担心他们知道此事后，造成军心涣散的局面，因而就打电话督促了军法处几次，命令一定要尽快破案。
不久后，蒋介石也听闻了陈渝的案件，恰逢此时军队节节败退，正想方设法重振士气。因而他亲自二次发电报给白崇禧，命令必须严办此事，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一定要平息民怨，不得有误！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陈渝的物证又不够充分，导致案情进展一直处于焦灼状态，迟迟无法得出最后结论。
国民党联勤总部军法处原本也希望大事化小，最后能平息事态。因为如今前方战局激烈，人人自危，或许只要拖上一段时间，民怨自然就消失了。
所谓人狂必有祸，六名犯罪嫌疑人见军法处不能推进案件进展，误以为高枕无忧，开始了嚣张至极的行为，导致最后收获了杀身之祸。
少校副官石磬尤其过分，只要心情不爽，就会跑到11号病房门口破口大骂：“老子就凌辱你了，怎么了？你们一家人的死期也要到了······”
两位军法处负责在医院看守他们的士兵，也被石磬这不打自招的言行，狂妄自大的举动吓呆了，于是将这个情况上报了军法处。
一名叫朱恢肆的训导员，看见他们如此横蛮无理，实在忍无可忍，终于良心未泯，主动跑到了军法处告发，声称亲耳听到医务长孙明，蔡院长与犯罪嫌疑人密谋对策，表示愿意做陈渝案件的证人。
如此，整个案情立刻有了重大转变，有了证人证物，军法处重新将六名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并立即审讯。
白崇禧当即指示：“六人均为部队或政府官员，并在陆军医院集体犯下如此恶行，如此无法无天之行径，简直是无耻之极！可谓是天良丧尽，不仅要严惩嫌疑人，还因追究包庇者的责任，否则无法平息民愤！”
最终，历经三次开庭审判后，联勤总部第九军法处依法从严判处崔博文、凌志等四名军人死刑。因为督察员查大钧、袁尚质没有军职，只能交由地方法院再审，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
不过，此时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恰逢蒋介石下野，因而此案一拖再拖，军法处并没有对崔博文等四人立即执行枪决。
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走马上任后，对于此案也极为重视，并亲自致电白崇禧询问，责令严惩凶手，借此挽回民心。
1949年3月23日，随着第九军法处刑场响起清脆的枪声，四名案犯应声倒地，走完了自己可耻的一生。
早已回到浙江老家的陈渝一家人，听到此消息后，痛哭失声，半年来的噩梦，终于可以结束了。
一个月后，渡江战役全面打响，长江上炮声震天，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5月16日解放了武汉三镇，飘荡在南中国上空的污浊腐朽之气，被涤荡一空。
